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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棉纱的进口统计中（表5），如果可以将上述统计作为分析英国、印度、日本三国宝在华棉纱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在1900－1913年间，英国的棉纱在华销售份额显著减少，而印度、日本则成为对华输出棉纱的大国。而在印度与日本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印度棉纱进口对中国传统棉纱生产的冲击为最大。对于日本而言，其棉纱在中国的销售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表5英国、印度、日本三国棉纱输入中国年度统计（1900－1913年，单位：担）

    *关于日本棉纱进口年度统计中，其在华南广州、汕头港进口统计数据不详，姑以华中、华北地区、东北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2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印度、日本在20世纪初对华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反映其对中国区域性棉布生产体系所产生的作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贸易港口地区，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棉布棉纱纺织生产基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将中国棉纺织业作为区域经济体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外国棉纱进口的格局中，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棉布棉纱生产格局。】按照中国棉布棉纱区域性生产基地进行分析，在华南及东北地区，英国逐渐推出其棉布棉纱的生产领域。而在华南地区，日本的棉布与棉纱的对华贸易量并不大，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印度及英国而言，自然要小得多。关于此，可以从各通商口岸的进口数量关系中反映出来（见表6）。

    表6各通商口岸输入洋纱的统计及比重分析（1867－1892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统计与报告.其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第二辑第197页。

    关于表6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华南八港，主要包括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华中九港，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华北二港是烟台、天津；东北一港是牛庄。

    二、所占比重的统计，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计。每项统计为5年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关于中国纱与洋纱的比例关系，则是研究该时期经济总量变化及经济关系调整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产棉纱与洋纱市场占有率的分析，这里以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港及华北地区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表7）。

    表71899－1913年洋纱、国产纱进入通商口岸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5页。关于长江中上游七港及华北地区四港的分别统计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57页。关于表中的“担”的计量单位为每担100斤。表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5年进行计算的。

    关于棉布的进口情况，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其种类包括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和标布五种。棉布进口，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为大宗。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表8英国、美国、日本三国棉布对华贸易比重（1900－1913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外国棉纺织资本的贸易格局形成后，中国形成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棉纺织生产基地，传统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扩散、延伸的态势，这对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纺织机器工业生产体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棉布棉纱生产体系的转型

    在早期棉布机器生产体系中，以其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南、华北地区、四川及东北地区。

    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布生产体系。江南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光绪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商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上海县续志》卷八。）由于有机器生产棉布的出现，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纱布”、“杜纱布”的划分。（注：《上海县续志》卷八。所谓“洋纱布”，是指“机器纱织成者”，而“杜纱布”，则是“手纺纱织成之布”。在这里，所谓的“杜纱布”之“杜”字，当为“土”字之谐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洋纱布生产中，不仅是以机器织成之故，恐有用洋纱为经者，这自然成为洋纱布畅销的原因。而在市场销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注：《上海县续志》卷八；《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时代，上海棉布的生产具有独占性质。“中国之织布局，仅在上海一隅，设机四百张，每年约出布二十四万匹。其定章载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张。”（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因此而“拟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组建的机器织布业得到大的发展。（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截止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机器织布等局，现查上海、宁波、长江一带，相继仿行，集股创设，计已成者及将成者，共十五处。大约明年（1895年）各局，统有纺纱车三十六万架，织布机器约三千轴，轧花机器更难悉数。”（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统计，在上海“已建有纺织缫丝等厂”，其中“所创纺织等厂，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计有十二万锭子，八百五十机张，每年能出纱九万包，每包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万匹每匹重十四磅，长四十码。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购备机器。其十一家内，有三厂系属华商，计有六万五千锭子，每年能出纱四万八千包，其余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约二十七万锭子，每年能出纱二十万包。”（注：《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2页。）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上海所设纺织厂的情况，美国驻沪总领事的说法，似与上海海关的报告有所出入。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在1985年年初，“沪上纺织厂已有五六家，其已动工之锭子，凡十万五千枚，其装工未竣之锭子，凡三万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设厂者，计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锭子十四万五千枚。另有日本纺纱厂二家，议而中止。”（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不过在上海的机器纺织业中，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华商纺织厂，终年日夜工作，而获利颇厚”，“各厂所用印度棉纱，计进口十八万包，合价银十兆两。”（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而在上海海关的报告中，“所有新设之机器制造厂，现皆接踵而起。如纺纱厂，华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锭子共计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计出纱七百九十包，每包计重四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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