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我的朋友佛学专家陈琛曾经写过一本《和尚——出家人的日常生活》，其中有整整一章讨论出家的程序，这里，只引用一小部分： “首先，出家人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的自由人，比如为人子女的，出家前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身有官职的要辞去官职；身为奴仆的要解除主仆契约；已结婚的，要解除婚姻关系；如果信奉过其他宗教，要坚决破除，断绝一切来往等。总之，在出家前要摆脱尘世生活的一切拖累，所谓的‘跳出红尘’……要受戒的人还得向寺庙交纳一定的戒金，以充戒堂的灯烛香花、戒牒、戒录等费用……” ——可见，俗家人并不是想出家就能出家的，要经过相当缜密烦琐的手续。“必须是一个能够自主的自由人”，芳官等并无人身自由，所以“出家前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身为奴仆的要解除主仆契约”。而王夫人的赠礼，则是替她们三人交纳戒金。 《水浒传》里鲁智深杀了人，并不是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的，而是通过走后门，洗底换血，蒙混过关，遂有了宝玉为之赞叹不已的那段《山门》唱腔。 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惜春出家时，贾府还有能力替她交戒金吗？她出家后竟要乞食为生，可见混得比芳官等被姑子“拐了去做活使唤”更加不如，这也足可再次佐证她的出家是在事败之后。 那么，她是怎么出家的呢？ 出家既然有那么多的限制与程序，惜春作为犯官之女，遁入空门只怕没那么容易。不但没人替她交得起戒金，而且全家入狱，只怕她也没了自由身，不是想出家就可以出家的。 或者说，贾府虽然被抄，但后来还是有翻身的机会的，历史上的曹家就是有过一小段中兴时期，且发还了部分财产，这样，贾府就有可能为惜春交纳戒金，并有资格准许她正式出家了。 又或者说，贾府虽败，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曾经有过那么多家庙，认识那么多高僧名尼，这里有一两个念旧情的，帮助惜春出家原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如果是那样，惜春的身份就该跟她小时候的玩伴智能儿一样，还是可以活得挺从容的，至糟糕也不过像芳官、藕官、蕊官的境遇，给师父做活使唤，何至于“缁衣乞食”呢？ 陈琛《和尚》一书中关于“乞食”有一段术语解释： “佛教对僧人吃的饭分为三种，一是‘受请食’，即僧人受施主邀请，到施主家就食；二称‘众僧食’，即僧人在僧众中共同进食；三称‘常乞食’，即穿戴僧服，带着乞食的钵盂，到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食物。在印度，在佛教创始初特别推崇乞食……但是，在中国，僧人只有在外出游方时才‘化斋’（相当于乞食），而寺庙一般都自己有专门的厨房。” 由此可见，惜春既然是托钵沿乞，可以猜想她不是在“有专门厨房”的寺庙长住，只能做游方僧，四处流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有可能，惜春的出家另有隐情，是不合法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她是在抄家时逃出来的，没有跟家人一起关进狱神庙或别的地方，而是独自出走，做了尼姑。 这样，她就必须隐瞒身份，不能大大方方正正式式地出家；即使某庙住持或是出于报恩念旧，或是出于贪图小利，冒险帮她出了家，也不敢让她长期居留。因此她只能外出游方，四处“挂单”。 然而“挂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和尚》中关于“僧人的户口档案”也有诸多规定： “自唐朝以后，建寺、度僧及度僧人数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 政府批准的‘官度’有两种情况。一是每家寺院每年有一定的度僧名额，在这一限额内度僧算是合法的；二是皇帝在重大庆典及其他特殊情况下，恩赐某地区或某寺院可以度一定数量的人为僧，这称为‘恩度’或‘赐度’。恩赐度僧的记载在唐宋时代极为普遍。凡是官度的僧尼都要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这就是度牒。 度牒的发放从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除了度牒，政府还有对僧人进行管理的僧籍制度。僧籍由祠部管理，每隔几年就要清查重造一次。僧籍的内容包括僧人的法名、俗姓、籍贯、所习经业、所在寺名、寺中定额的僧人人数等项。如果僧人身死或还俗，当天就要报送祠部，注销僧籍。 后来，明代对僧籍的管理更加严格。不但天下寺院要上报僧籍，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编造‘周知录’。也就是由京师的僧录司将天下僧寺尼庵及所有的僧人一一辑录。在每位僧人的僧名之下，记录着他的年龄、姓名、出家的时间及度牒的字号。这本‘周知录’编成之后，颁发给所有的寺院。这样，凡有游方僧人前来寺院‘挂单’，寺院就要查问这位僧人来自哪座寺庙，叫什么，多龄多大等，然后根据‘周知录’核实。如果册子里没有这位僧人的名字，或者其他方面不符合，就认为是欺诈行为，可以把他缉拿，送到官府去。” 上述可见，出家的名额相当严格，纵使惜春到处游方挂单，也必须有“度牒”，但是她的“度牒”从何而来呢？可以肯定不是正常颁发的，只能是伪造，或者冒认。比如《水浒传》里，武松就冒认了一个僧人的度牒做护身符。 可能某庙中有个尼姑死了，或是还俗了，住持没有及时向官府报告，“注销僧籍”，而是将度牒给了惜春，但又不敢长期收留她，只是让她有了一个游方的身份，得以苟活逃生。 这个帮助她的人，可能是随意的一个僧尼，也可能是前八十回中出现过的人。我有过两个猜想：一是妙玉来京时最初投宿的“西门外牟尼院”，另一个，可能干脆就是妙玉本人。 这就又牵扯出了下一个话题：妙玉和惜春是朋友吗？ 妙玉和惜春是朋友吗 前八十回中，妙玉同惜春从未有过一言半语，但到了后四十回续书中，却突然亲近起来，有事没事地跑来下棋，还要见了宝玉便“不由得脸上一红”，这是续作者对妙玉的误解，更是对她的世俗化，表面化。 要知道，惜春的出家是自愿，妙玉的出家却是被迫，因为身体不好，百般医治无效，只得入了空门，所以才会“带发修行”。为何要“带发”呢？就是因为“六根不净”，随时可以“还俗”。所以在妙玉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出家人看待，为黛玉和湘云改诗时，曾说：“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一句“咱们”，又一句“闺阁面目”，可见她在内心仍是把自己当成身在闺阁的小姐来看待的。 她的遗世独立，是因为性格，而非身分。 虽然惜春也“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第七十四回《矢孤介杜绝宁国府》），与妙玉“天生成孤僻人皆罕”遥遥相对，但两人却不是同类，而是“特犯不犯”，一个是在家的姑子，一个是出家的姑娘。她们的生活轨迹是错位的，也是不交行的。 但是到了后四十回，她们的轨迹有没有交错呢？更大胆地想一想，会不会互换呢？也就是说，惜春出了家，妙玉却还了俗，她们的身位掉了个过儿，可不可能呢？ 可以确定的是，惜春的确是出家了；有争议的是，妙玉有没有还俗？ 《金陵十二钗》册子中关于妙玉的判词说：“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红楼十二曲》中则说：“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既然说“洁”与“空”的素愿都破灭了，自然是反出空门，陷入红尘了。况且左一句“终陷淖泥中”，右一句“风尘肮脏违心愿”，可见妙玉不但是还了俗，而且还极可能是进了风尘场所，勾栏行当。 这在喜爱妙玉的读者心中是很难被接受的，于是有红学家对“肮脏”一词做出百般考据，证明有时不作“污秽不洁”解释，而是“刚直不阿”的意思——就算是这样吧，那后面还有三个字“违心愿”呢，还有“遭泥陷”呢，可见“洁”是怎么都保不住的了。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曾言：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书中奇优不少，蒋玉函与十二官尽在此列，但名倡呢？倘若全书中竟无一才貌双全之名倡出现，《金陵十二钗》岂不缺典？ 同薛蟠打情骂俏的云儿固然不够数，曾经“沦落在烟花巷”的巧姐儿时为雏妓，且很快就被刘姥姥赎身了，也还当不起“名倡”二字，于是，这个重要角色也就只能由妙玉来担任，只有她当得起，也只有让她落到这样的命运，才更能惹人痛惜，称得上是“无瑕白玉遭泥陷”。 那么，妙玉和惜春的生活轨迹是不是就这样永远都没有交叉了呢？这两个“特犯不犯”的出家人，是仅仅彼此做了一个身份对掉、形成一种鲜明对比，还是有着什么更为巧妙而必要的联系呢？ 除了上文分析的妙玉结局可能是陷在铁槛寺或水月庵，被贾芹、静虚、智空等人陷害之外，我还有另一个猜测：就是在贾府被抄时，惜春可能因为害怕而躲进了拢翠庵，妙玉为了掩护她，就让她扮作尼姑，把自己的度牒也就是身份证书给了惜春，让她以尼姑的身份随众僧尼离去，以此逃脱了牢狱之狱，但自己却因而被拖累入罪，当街变卖，沦为倡伎。 当初妙玉来京，原是冲着“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的，这让我不禁想起惜春判曲中的“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何其相像。会不会，是妙玉将自己的身份、度牒给了惜春，让她趁乱远走高飞，逃脱了抄家之狱，自己却因而被拖累入罪，变卖为倡，以至于落得个“无瑕白玉遭泥陷”呢？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尚无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但是，这至少解决了一个疑问：就是妙玉虽然身在荣国府，但她是王夫人下帖子请来的，并不是贾府的什么亲戚内眷，就算贾府被抄，她的处境也最多是逐出府去，仍然回牟尼院挂单好了，却因何会受到株连呢？而倘若不是受贾府之累，她作为佛门子弟，又有些家私傍身，甚至还有两个贴身服侍的婆子，大不了带着银钱佣人回金陵去，又怎么会“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除非，她失去了自己的尼姑身份，也就是失去了护身符。这样，她的命运才会与贾府息息相关，也才会有资格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且位置颇为靠前。 同时，妙玉与惜春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更可令人玩味，并顿足再叹了。 但惜春也因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出了家，却没有安身庙宇，只能四处挂单，托钵乞食。 可叹世上到底没有净土，无论妙玉也好，惜春也好，终究都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啊。 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