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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立法者的原则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立法者以温和适度为原则”，我自认为撰写此书的初衷就是对这句话加以证明。有的善，是道德上的；有的善，是政治上的。这两种善从来分处两端，正如下面这个实例。

    自由离不开法律手续。可是，当手续繁杂到违背了立法的初衷、极大地延误了案子的审讯和宣判，以致财产所有权始终难以确定，一方财产未经审判就到了另一方的手中，或者双方当事人被没完没了的审查弄得倾家荡产。

    如此一来，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原告将无法对被告的罪责予以证明，被告将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第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奥卢斯·格利乌斯在《阿提卡之夜》中说，按照十二铜表法，如果欠债方无法偿还所欠债务，债权方可以将其剁碎。塞西里乌斯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表示，这种残忍的做法可以让人只在自己的偿还能力内借钱[1658]，觉得它有一定的道理。若真是如此，那最好的法律岂不就是最残忍的法律了？善和极端岂不成了一个意思？事物的一切关系恐怕都将被毁。

    第三节有些法律貌似有悖于立法者之意，却最符合他们的初衷

    按照梭伦的法律，只有卑鄙无耻之徒才会在动乱中置身事外。这项规定听着奇怪，但不要忘了希腊当时所处的环境。那时希腊被分成众多小城邦，在内乱中苦苦挣扎的共和国，不希望某些人因为太过小心而潜伏于暗处，使局势失去平衡。

    大部分人都参与了这些小城邦的动乱，即便主动发起争斗，也不会被卷进争斗之中。在大君主国中，相比于成为某个派系的一员，亲身参与动乱，大部分民众更愿意按兵不动。让少数人回到大多数人的阵营之中，才是我们这时应采取的措施，而不应鼓动大部分人也去参与骚乱。而对于另一种情况，只要少数没有参与动乱的人还保留了一些理智，应该让他们也去参加动乱，这就像在某种正在发酵的酒中加入了一滴其他种类的酒，有助于中止发酵。

    第四节与立法者意愿相悖的法律

    有些连立法者都不甚清楚的法律，其实是和立法者的本意相悖的。两个人争一块地，若一方死亡，该地归生者所有，为法国人制定此种规定的人的初衷，或许是希望双方放弃诉讼，可惜结果刚好相反。神职人员在我们面前像英国犬一样，彼此相争，奋力厮杀，至死方休。

    第五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在埃斯基涅斯留给我们的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即将谈到的这条法律：“我发誓，近邻同盟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毁于我手，任何一条河流都不会因我而改道；任何人做下此种恶行，都将成为我的敌人，我将摧毁他的城市。”不要以为这项法律的最后一条是在肯定第一条，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按照安菲克堤翁[1659]的说法，近邻同盟的成员国严禁攻击希腊城市，可是为攻占城市打通通路的正是该同盟的法律。只有先让希腊人养成此种惯性思维——摧毁希腊城市是暴行，消灭摧毁者也一样——才能让他们接受一部好的万民法。近邻同盟的法律虽然公正却不严谨，不然也不会被滥用了。腓力攻占城市之权是怎么来的？还不是打着捍卫希腊法律的旗号。近邻同盟原本可以采取某些额外的惩罚措施，比如，实施侵略的城市的某些官员或暴军的统帅将被执行死刑；攻占他人的城市者将被处以罚款，在被毁城市复原时，他将失去希腊人的特权。法律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赔偿损失上。

    第六节法律类似，结果可能不同

    按照恺撒的规定，个人最多只能在家中存放六十枚小银币[1660]。这对罗马来说，是一项不错的法律，可以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进行调节：从富人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让穷人满足自己的需要；从穷人的角度来说，这有助于他从富人手中借钱。法国制度时期也有类似的法律，可惜这条法律和当时的局势冲突剧烈，以致结果非常糟糕。不要说通过某种渠道打理财产，把钱放在家里都不行，这和抢劫有什么不同。恺撒颁布此项禁令，是希望财富可以在民众间流动起来，可是那位法国大臣[1661]的目的却不同，他想要的，是让所有财富汇于一人之手。在借钱这件事上，恺撒要求以土地或私人物品作为担保，这位法国大臣却要求以证券作为担保，这些证券是人们受迫于法律不得不买回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指望它有什么价值？一分钱都不值。

    第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陶片放逐法[1662]并不是雅典独有的，阿戈斯和叙拉古也有。叙拉古因这一制度蒙受的损失不计其数，这是思虑不周全的结果。有些大人物将无花果的树叶作为排除异己的工具[1663]，以致很多颇有才华的人被迫离任。对于这项制度在什么范围内合用、界限在哪儿，雅典的立法者知之甚详，所以陶片放逐法得到了很好的结果。从始至终，那里都只有一个人会被放逐，而且只有票数达到一定数量，这一决议才能被通过，因此，只有确实有必要被驱逐出雅典的人，才有可能会被放逐。

    自从陶片放逐法被设定为只能针对某个让民众感到不安的大人物，这项一年一次的活动，就已经从日常工作中脱离出去了。

    第八节类似的法律或许有不同的初衷

    罗马法中关于替代继承的条款，大多数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但是法国人使用替代继承的初衷和罗马人完全不同。在继承遗产的时候，罗马人会按照祭司法献上一些祭品[1664]。对他们来说，在自己死后没人继承遗产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所以奴隶也可以变成继承人，他们就这样创建了替代继承制度。最开始的普通继承制度已足以证明这一点。使用此种继承制度的一个前提就是，法定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不要以为这种制度是为了让遗产能够留在一个家族之内，它只是想找到一个继承人。

    第九节希腊法、罗马法都会惩处自杀行为，但两者初衷不同

    柏拉图说[1665]，如果一个人选择杀掉那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自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懦弱，而非因为官员的命令或者不愿受辱，那他必须接受惩罚。罗马法也会对自杀行为予以处罚，但它惩处的不是那些因为懦弱、悲观，或者太过痛苦而选择死亡的人，它惩处的是那些因为绝望而选择自杀的犯人。同样是自杀，罗马法惩处的；希腊法不惩处，希腊法惩处的，恰好是罗马法不惩处的。

    柏拉图的法律是以斯巴达的法律为基础构建的，在斯巴达的法律中，官员的命令必须执行，受辱最为可悲，懦弱最为邪恶。可罗马法不是这样，它仅仅是一种财政法，摒除了这些良好的思想。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法并不惩处自杀行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也从未有过自杀者受到处罚的记录，他们向来都是被善待的一方。

    罗马前几位皇帝执政的时候，几大家族接连获罪，满门被诛。这时有人发现自杀有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入土时能保有尊严，遗嘱能保有效力[1666]，于是人们慢慢养成了一旦获罪就以自杀来逃避惩罚的习惯。罗马此时没有严惩自杀的法律，是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但是，当残暴的君王们又沾染了贪婪的毛病，连悔罪自杀都被判定为犯罪，这下他们想除掉的那些人，再也没有办法留下财产了。

    相信我，这确实是君王们想要的结果，不然他们也没必要规定：只有所犯罪责无须没收财产的自杀者，才能在死后保有财产[1667]。

    第十节相同的原则可能催生相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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