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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法的优势是神圣高洁，公民法的优势是适用范围广。

    宗教法以纯善为根本，它的目标不是让推行这一法律的社会好，而是让遵行此种法律的人好。公民法正好相反，它的主要目标不是个人的优良品德，而是所有人整体的优良品德。

    因此，宗教的本源思想虽然非常让人尊敬，可是考虑到公民法的另一个原则——社会整体利益——到底不能直接在公民法的原则中使用。

    共和体制下的罗马人，为了捍卫女性的良好风气，制定了某些规则，这些规则都是政治性的。当罗马变成君主政体，他们基于世俗政府的原则，针对这一问题，又制定了一些公民法。当基督教兴盛起来，婚姻的神圣，和良好的风气相比，与新法律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而思考两性结合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从世俗更多地转向了宗教方面。

    按照罗马的法律[1319]，当妻子被认定为通奸，丈夫是不能将妻子领回的，否则以同谋论处。查士丁尼却不这么想，按照他的规定[1320]，两年内，丈夫可以去修道院领回妻子。

    一开始，当参战的丈夫失去音信，妻子有权提出离婚，所以她可以镇定自若地开始另一段婚姻。按照君士坦丁法[1321]，如果四年之后丈夫还没回来，妻子可以向丈夫军队的长官递交离婚申请书；就算丈夫并未死亡，日后回到家乡，妻子也不会被指控为通奸。不过，按照查士丁尼法，妻子只有一种情况能重新嫁人——丈夫军队的长官以证言的形式发誓丈夫已经战死。查士丁尼认为婚姻的持续性非常重要，但我们得承认他太看重这点了。他在被动证据已经充足的情况下，坚持让人们拿出主动证据；事实上，一个每天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想要证明他是不是还活着，难度极高。人们本能地认为这个出生入死的丈夫死在了战场上，可是查士丁尼却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做了错事，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当了逃兵。要求女人守活寡，他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将一个女人推入重重危险之中，他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按照查士丁尼的规定，如果夫妻双方都肯进修道院，他们就可以离婚，这和公民法的原则截然不同。有些人之所以选择离婚，是因为遭遇了婚前未曾料到的阻碍，这很平常；可是，守贞思想已经存在于我们心中，因此上述愿望，也就可以预料了。就婚姻的本性而言，它应该是永恒的，可是这条规定却让婚姻有了更多的变数。为了开启另一段婚姻而结束当前的婚姻是离婚的根本原则，可是，这一规定对该原则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就算站在宗教的角度来说，这条规定归根结底也不过是向上帝呈上了一份毫无诚意的祭礼。

    第十节宁可违背宗教法也要遵守公民法的情况

    一个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国家，在迎来了一个禁止一夫多妻的宗教后，如果只从政治角度考虑，那么除非官员和丈夫愿意补偿自己的妾室，即通过某种办法让她们成为公民，否则，法律是不会让一个妻妾成群的男人成为此种宗教的信徒的，不然这些妾室会落入十分凄惨的境地。她们依法而行，却平白无故被排除在社会最大利益之外。

    第十一节不要用另一世界法庭所遵循的原则来要求世俗世界的法庭

    基督教的宗教法庭，是按照僧人们忏悔法庭的思想打造的，它和一切好的治理相悖。它四处点火，若非众多反抗行为让那些坚持建立宗教法庭的人得到了好处，他们恐怕早就在抗议中屈服了。

    所有政府都认为此种法庭不应该存在。它给君主政体提供的只有泄密者和国家的叛徒，给共和政体提供的只有奸险之辈，专制政体是摧毁者，它也不遑多让。

    第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宗教法庭的一个缺陷就是，对于两个犯了同样罪行的人，不肯认罪的会被判处死刑，认罪的就不用死。这种弊端的根源是这种观念：不认罪代表不肯悔过，要接受惩罚；认罪代表有悔悟之心，可以获得救赎。然而，世俗法庭不能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区别对待，世俗法庭的关注点是行为，它对人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违法；宗教法庭的关注点是思想，它对人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不做恶事；一种是愿意悔悟。

    第十三节婚姻何时应该听从宗教法，何时又该听从公民法

    宗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刻，都会干预婚姻问题。当人们认为某件事污秽或违背了法律，可是又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人们就会让宗教站出来，让这种行为按照情况的不同，或被谴责，或被赐予合法性。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讲，婚姻比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更有社会性，所以应该遵从公民法。

    婚姻的形式如何、怎样建立婚姻关系、婚姻之后的繁衍等，所有和婚姻本质相关的问题，宗教能够过问。繁衍生息的问题让所有民族都知道，应该对婚姻予以特别关照，可是这种关照存在疏漏，无法面面俱到，所以上天的恩赐成了婚姻的依靠。

    公民法可以解决以下所有问题：男女结婚对财产的影响、结婚带给双方的利益、有关家庭的所有问题、与新家庭的催生者——旧有家庭有关的所有问题、与旧有家庭衍生出的新家庭有关的所有问题。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而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婚姻的一个主要目标。宗教赋予的宗教特性和公民法赋予的民事特性，让婚姻变得真实起来。所以，为了确保婚姻的效力，宗教和公民法各提出了一些条件。

    公民法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力，因为它只是在宗教所提条件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内容，和它并无抵触。按照宗教法，应该举办一个仪式；按照公民法，应该问问双方的父亲是否愿意，所以公民法并没有和宗教法发生冲突，只是在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条件。

    所以，双方能不能离婚要看宗教法。毕竟若宗教法认为双方不能离婚，可公民法认为可以，就会出现两者对抗的局面。

    有时公民法会对婚姻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例如，结婚双方不但不能离婚，还要接受处罚，这种规定有什么必要性吗？

    在罗马，巴比安法将自己禁止的婚姻判定为不合法，可是除了判罚，并无其他惩处措施[1322]。不过，元老院按照皇帝马尔库斯·安东尼的演讲，通过了一项法律，将这种婚姻判定为无效，婚姻关系、妻子、陪嫁、丈夫，全都一笔勾销。公民法会随机应变，有时会去弥补缺陷引发的恶果，有时会去清除尚未爆发的隐患。

    第十四节自然法和公民法分别在何时可以对亲缘间的婚姻进行裁定

    公民法应该以何处为起点禁止亲缘间的婚姻，自然法应该以何处为终点禁止亲缘间的婚姻，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所以首先，我们得确立一些原则。

    母亲和儿子结婚会将秩序打乱。儿子应该非常敬重自己的母亲，妻子应该非常敬重自己的丈夫，母亲和儿子的结合会彻底改变他们的自然属性。不仅如此，大自然给女性设定的生育能力的起点和终点，都早于男性。如果母亲可以和儿子结合，那么，这种情况将无法避免：丈夫还血气方刚，可妻子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同样的，大自然也不希望父亲和女儿结婚，不过前边谈到的那两个阻碍在此种婚姻中并不存在，所以严重性也小一些。就像《鞑靼史》告诉我们的那样，鞑靼人虽然禁止儿子和母亲结婚，但允许父亲和女儿结婚[1323]。

    无论何时，关心子女的贞洁，对父亲来说都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养育子女，让子女拥有更加强壮的身体、更加纯洁干净的心灵；对子女身上一切有利于启迪愿望的东西、有利于形成仁善性格的东西关怀备至，是他的责任。当父亲一心一意希望子女拥有好的品德时，他自然会离那些有可能侵蚀子女的东西远远的。有人说，结婚不会让人堕落；可是在结婚之前，免不了要倾吐爱意、追求对方、勾引对方；难道勾引，不让人厌恶吗？所以，为免受教方被腐蚀，应该隔开引导方和受教方，即使这种腐蚀合情合理，也一样如此。正因为如此，父亲才会如此谨小慎微地防止未来女婿接触、靠近自己的女儿。

    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不希望兄妹或姐弟发生苟且。除非父母对淳朴的家风、子女的品德没有期待，否则一切诱使男女结合的东西，都会遭到他们的厌弃。

    人们对于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事，也是禁止的，原因也相同。纯洁神圣的初民时期，人们对奢侈尚无概念，那时的孩子都在家中居住、生活，因此一所狭小的房子聚集了一个巨大的家族。兄弟和堂兄弟都是兄弟，他们的孩子也是兄弟[1324]。兄弟不能娶姐妹做妻子，既然如此，那堂兄弟、表兄弟又怎么能娶堂姐妹、表姐妹做妻子呢[1325]？

    这些原因得到了整个世界的认同，因为它们不仅极具说服力，还非常合乎情理，这与各地民众的互相来往并无关系。未出四代的亲属结婚属于乱伦这种事，不是罗马人告诉台湾人[1326]的；他们也没和阿拉伯人[1327]、马尔代夫人[1328]说过。

    我在本书第一章曾经说过有时人类也会违反自己的原则，事实正是如此，不然又怎么会有一些民族允许父亲迎娶女儿、接受兄弟姐妹结为夫妻呢？竟然时常有人因为宗教思想而头脑发昏做下此类错事，这真让人难以想象。因为崇拜赛米拉米斯教，亚述人允许和母亲结婚；波斯人也允许此种婚事，因为祆教对其推崇备至[1329]。同样是因为对宗教的痴迷，埃及人允许和自己的姐妹结婚，以此来敬拜女神伊西斯。一件事是不是合情合理，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被某个虚假的宗教吹捧为圣洁之事，因为宗教的精神是让我们为崇高危险的事业尽心竭力。

    因为要捍卫家庭固有的贞操观念，所以父女之间的婚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遭到禁止。通过这一原则，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有哪些婚姻和自然法相悖，又有哪些婚姻，只是公民法不允许。

    通常来说，子女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起码人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按照自然法，女婿不能和岳母结婚，公公不能和儿媳或者妻子的女儿结婚。在此种情形下，两种情况因为同一个理由，实现了表象和实情的统一。这种婚姻也应该遭到公民法的抵制。

    我在前边说了，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在有些民族是在一个房子里生活的，无异于亲兄弟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婚姻，应该被视为对自然法的违抗。可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习惯混居，在这样的民族中，表亲之间的婚姻和堂亲之间的婚姻，就算不得违背自然法了。

    可是，自然法不能只停留在地方性法律上，当自然法支持或者反对此种婚姻时，人们应当让公民法在合理的范围内与之同步。

    通常来说，妻子的兄弟姐妹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并不会生活在一个房子里，他们之间的婚姻不会对门风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不需要禁止；支持或者禁止此种婚姻的法律，应该被看成取决于具体情况和各国风俗的公民法，而非自然法。

    如果一个国家的某种婚姻是习惯的结果，但和自然法发生了抵触，那么公民法这时就应该站出来制止此类婚姻。自然法的根据是固定的，例如，父母和子女必定一起生活，所以自然法的禁令也是固定的。可是公民法的依据并不固定，比如，堂亲、表亲等亲戚未必生活在一起，所以公民法的禁令针对的是变化的情况。

    为什么有些民族禁止妻子的兄弟姐妹和丈夫的兄弟姐妹结婚，但摩西法、埃及人的法律[1330]，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法律并不禁止，原因就在这里。

    允许此种婚姻，对印度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要知道，在那里，舅舅、叔伯和父亲是一样的，他们有责任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视如己出养育成人，这是由他们纯良、温暖的天性决定的。在这种法律或风俗的影响下，又有了另外一种规矩：失去妻子的男人，其下一任妻子必须是原来妻子的姐妹[1331]。这合情合理，母亲的姐妹成了自己的新母亲，就避免了继母恶毒的情况。

    第十五节哪些事应该遵循公民法原则，而非政治法原则

    人生而独立，但人们舍弃了这种独立，服从于政治法；自然财物属于所有人，可人们舍弃了公有制，服从于公民法。

    人们通过政治法得到自由，通过公民法得到私有财产。前边我们已经说了，唯有城邦的权柄和自由的法律相关，所以任何事，只要应当交给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决断，就不应交给与自由相关的法律解决。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公众利益这种论断，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关系到城邦的权柄，也就是公众自由；而财产的问题不能如此解决，要知道公众利益，正是体现在每个人都能永远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上。

    人们建立城邦的目的就是想保住自己的私产，所以土地均分法，在西塞罗看来非常不好。

    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一原则：就算只是个人利益中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应该受到公共利益的损害。因为公民法是私有权的捍卫者，所以此时应该完全按照公民法行事。

    如果政府部门想要剥夺某个人的私产，我们采取行动时的指导原则绝不应该是政治法，而应该是公民法；关注着整个城邦的公民法，就像慈母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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