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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国家的平和奴役权就是这么形成的，而且是公正合理的。它能够建立起来的基础在于双方当场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借此关系，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主人，因此这种奴役权理应是平和的。

    第七节又一起源

    可以说，奴役权的如下起源体现人间最大的残酷。

    在有些国家，气候极热，人们身体懒得动弹，精神也比较低迷。于是，要让人们履行费力的义务，只好借助惩罚的手段。相比之下，奴隶制在这些地方给理性造成了较小冲击。奴隶主对待君主都比较怠慢，更不要说奴隶了。在这些地方，同时存在着民事奴隶制和政治奴隶制。

    亚里士多德[649]试图证明有些人天生应该成为奴隶，却无力证明自己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奴隶有天生的，我想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吧。

    尽管有些国家基于自然的理性建立起了自己的奴隶制，也必须严格辨别开它们与基于理性贬斥奴隶制的国家——举例来说，欧洲某些国家早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我们必须说，奴隶制是反自然的。人人生而平等。

    所谓的主人和奴隶在撒图恩时代都不存在，这是普鲁塔克在《努马传》中告诉我们的。我们被基督教借着欧洲的气候条件引回了那个时代。

    第八节奴役权不利于我们

    于是我们必须这样说，奴隶制只能是某些国家基于自然条件建立的。至于其他所有国家中，我认为应该让自由民来完成社会需要的工作，不管这工作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

    我这种观念的理由是：基督教认为，山野采矿的工作在欧洲的民事奴隶制废除之前是极为艰苦的、只能强行让奴隶或罪犯来完成的劳动。然而，矿山雇工们的生活其实相当幸福[650]，这是大家今天已经知道的事实。矿工们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给其他任何工作也不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比较少的特殊待遇，可那意味着对其职业的鼓励，再者，只要努力多干活儿，收入就会增加。

    一切辛苦的、体力透支的劳动，是根本不存在的，除非支配劳动的不是理性，而是贪婪。在我们这里，劳动起来比较方便，这得益于我们的工艺创造，还有对机器的使用。其他地区则不是这样，那里的劳动需要驱使奴隶。土耳其人的采矿工作，从来都只用奴隶，因此，相比匈牙利，提米什瓦拉总督管区有更丰富的矿藏，产量却更少。

    至于我这个观点的来源，我不知道究竟是我的理性还是我的心灵。自由人不能参加劳动的地方，或许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吧。由于法律制定得有问题，所以才存在懒人，而奴隶应该由这种懒人去充当。

    第九节公民普遍享有自由的国家

    每天都有人期盼着国家能够产生奴隶。

    然而，奴隶对民族中骄纵的少数富人有用与否，不应成为给这个想法做出正确判断的依据。奴隶无疑对他们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进行另外一种设想，我相信这些富人都会不情愿，那就是抽签决定这个国家的哪些人做自由民，哪些人做奴隶。一个国家中最可怕的人，大概就是最鼎力鼓吹奴隶制的人，害怕者甚至包括那些最贫困的人。因此，其实只有骄纵习气在吵嚷着、鼓吹着奴隶制，发出这种呼声的原因，并不是对公共幸福的关切。对他人财产、声名和生活的掌控，无疑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达到这种目的后，无疑每个人都会激动无比。我们只有在审查了每个人的心愿之后，才能知道他们的心愿到底是不是正当的。

    第十节各种奴役行为

    奴役行为分为生产型和家务型两种。生产型奴役指的是让奴隶没日没夜在土地上劳动，一个例子是塔西佗记述[651]的日耳曼人的奴隶。使用这种奴隶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在主人家中劳动，而只是让他们把自己生产的谷产品、牲畜或纺织品的一部分上缴给主人，这种奴隶存在于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北德意志一片地区。

    让奴隶从事家务劳动并与主人的家人产生关联的奴役，就是家务型奴役。

    极度过分的奴役行为指的是兼具生产和家务两种性质的奴役，例子是斯巴达对待希洛特[652]的方式。这种奴役行为已经违背了事物的性质，因为希洛特要从事所有的户外劳动，在家里还要承受各种侮辱。朴素平民的妻子和儿女，会跟奴隶一起从事家务，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生产型奴隶[653]。家务型奴隶为奢侈堂皇的平民所有，他们的劳动是用来维持其奢靡生活的。而希洛特这种生产、家务两用型奴隶的主人，既可以是奢靡的，也可以是朴素的。

    第十一节法律应该怎样帮助奴隶

    一是禁止滥用奴隶的行为，一是使奴隶远离危险，这是公民法应该为所有类型奴隶所做的事。

    第十二节过分的奴役行为

    在伊斯兰国家[654]，女奴的生命和财产，甚至品德和贞操都完全掌握在主人手里。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生来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奢靡，这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件可悲的事。对这种奴隶的报偿是他们可以纵情偷懒而不会有人去管，这就给国家新增了一种不幸。

    在东方的后宫[655]，这种懒散如果加在那些遭到冷遇的人身上，冷宫就成了乐园；在平静的后宫里，这种幸福将降临到那些特别怕劳动的人头上。然而，我们从中发现，这已经与最初建立奴隶制的意愿相违背了。

    奴隶提供的服务范围有多大，主人就要在多大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这是理性所要求的。建立奴隶制目的是为了有所用处，而不是为了满足奢靡的意愿。世上每个国家都应知道自然法包括对贞操的保护。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权力能够保证人绝对自由地操控一切，那就不该有保护奴隶贞操的法律，如果它对此类国家是好的，就应该更适合一个君主政体或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

    不管哪种政体，似乎都可以采用伦巴第法的如下一条规定[656]：“当奴隶的妻子被主人奸污，夫妻二人就可共同成为自由民。”这条规定是一个折中办法，既可限制主人的行为淫乱，又算不上严苛。

    在这方面，我没看到罗马人有什么好的方法。身为主人的罗马人，可以纵情淫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剥夺奴隶结婚的权利。在所有国民中，最不值一提的就是奴隶，但他们被要求时刻知道廉耻，无论多么卑微。其实，对奴隶结婚权的剥夺意味着对公民结婚权的损害。

    第十三节蓄奴过多的危险

    拥有许多奴隶的后果因政体的不同而不同。众多奴隶根本不会给专制政体造成什么重荷，因为政治奴隶制正是专制国家的内在制度。因此，人们几乎不会感觉到民事奴隶制的存在。所谓的自由民，并不意味着他们比非自由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几乎所有事务都由这些非自由民来掌控，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太监、获释奴和奴隶；就地位而言，自由民几乎无异于奴隶。因此，奴隶是多是少，不怎么影响专制政体。

    对政体比较平和的国家而言，一件影响重大的事就是不能有过多的奴隶。公民的自由因政治自由而异常宝贵，一个公民如果没有公民自由，意味着也没有政治自由。社会上其他人的幸福生活，他只能看在眼里，自己却与之无缘；他觉得设立安全保障的目的只是服务于他人，而完全忽略了他；他看到主人的心灵日复一日地有所美化，而自己的心灵在走下坡路。当一个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享受自由时，心里最真实且沉痛的感受是，自己的地位几乎已经接近牲畜。这种人天生对社会有害，数目太多意味着高度危险。

    奴隶在平和政体下不断反叛并使国家困苦不堪，但在专制政体下，几乎见不到这种情况。

    第十四节奴隶的武装

    在君主政体下，人民和贵族都崇尚武力，即便奴隶武装起来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而共和政体下的公民只具有公民这一个身份，当奴隶武装起来，两者地位就平等了，于是很难控制。因此，武装奴隶对共和政体的危险高于对君主政体的危险。

    在西班牙各个地方，都分布着征服了当地的哥特人，结果，哥特人迅速软弱得不成样子。在法规方面，有三件重要的事是他们做的：其一，哥特人原先可以与罗马人通婚，现在予以废止[657]；其二，在战争年代，那些借助国家财政获得自由的奴隶必须再次服役[658]，有违此规则强制其变成奴隶；其三，每个参加战斗的哥特人，必须带上并武装起自己所拥有的奴隶的十分之一[659]。不过，不允许这些奴隶组队参战，而是像在家里一样——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留在营中待用。较之剩下的数目，派到战场上的这个数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十五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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