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中国的立法者并不主张人应该升入未来某一天的无扰状态，而是主张从事能尽一定义务的活动，并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行为者。这样一来，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就都是实用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是比较通达的。道德因素应该能使人远离使之趋向静止的物质因素，而且，这种远离作用要随着趋静作用的增强而增强。

    第六节炎热气候下的耕作

    对人来说，最主要的劳动就是在土地上耕作。宗教和法律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项劳动，而且，气候越让人逃避，就越要鼓励。据此可以说，印度法律加剧了气候使人天生懒散这一坏效果，因为它规定：人民的土地要上缴给君王。这就泯灭了人们的所有权意识。

    第七节僧侣制度

    在那里，同样的弊病还有僧侣制度的影响。东方的炎热地区是这种制度的发源地，沉思才是那里的人所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活动。

    在亚洲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况：气候越是炎热，僧侣就越多。印度的僧侣多得惊人，就是因为气候极热。同样，欧洲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出了这种差异。

    应该尽可能禁止无须劳动的生存手段，这样一来，法律才能战胜气候导致的懒散。可是，欧洲南部各国的法律刚好背离了这一原则，因为它们为那些爱好闲居者提供了一些十分富足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专门进行沉思。对这些生活优裕的人来说，财富反而成了负担，结果，多余财富被分给下层民众。这种处理虽然没有错，但是，本已丧失财产的下层人民得到补偿后，又变得无所事事。后果是，他们虽然贫贱，却乐在其中。

    第八节中国的好风俗

    杜赫德曾谈到[613]，中国为鼓励耕作，皇帝每年要进行一次公开且隆重的籍田[614]仪式[615]。还有，以官员的呈报为依据，皇帝每年还会把当年最优秀的农夫封为八品官。

    古代波斯人也有不错的方法来鼓励农耕：规定每月的第八天为劳动日[616]，国王要在这一天不吃宫廷宴，而与农夫共同进餐。

    第九节怎样使人快速变勤劳

    懒散的民族一般都是骄傲的（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谈论在本书第十九章）。要破坏起因，可以利用结果；要摧毁懒散，不妨使用骄傲。荣誉是欧洲的南方人极为看重的东西，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好方法是用金钱奖励最优秀的农夫，奖励对工业发展贡献最大的工人。在爱尔兰建设欧洲最大纺织厂的过程中，这个方法已经发挥出它的效用，即便把它应用在所有国家中，也有可能全部取得成功。

    第十节各民族限制饮酒的法律

    炎热地区的人需要补充类似血液水分的液体，因为持续的大量流汗意味着血液水分的流失。[617]饮用烈酒会使血液中的水分渗出，血球就会凝固[618]，因此，炎热地区的人喜欢多喝水。

    而寒冷地区的人却可以喝烈酒，而且不会出现饮用后血球凝固的现象。因为他们出汗少，体内水分不会排出，因此，其血液留存着大量水分，液体含量充足则适合饮用烈酒来加速血液流动。

    穆罕默德有一条法令是禁止饮酒，由以上推论可知，该法令明显是适应于阿拉伯气候条件的。其实，阿拉伯人在他之前就把水当作一般饮料。迦太基与阿拉伯的气候实际上极为接近，禁止迦太基人饮酒的法令，同样也是由于气候原因。

    禁止饮酒在寒冷地区也可以是好的法律，因为，全民好酒的风气——与个人嗜酒不同——似乎是寒冷气候促成的。全球每个地方都有嗜好饮酒的风俗，寒冷程度和空气温度不同，嗜好程度则不同。从赤道到两极，纬度越高，嗜酒的程度就越高。[619]

    在有些地区，气候条件不允许饮酒，饮酒则有害健康，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不然，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对前一种地区的酗酒惩罚，自然要比后一种地区严重。对前一种地区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酗酒只会造成很小的危害，就是说，个人酗酒顶多是让自己变蠢，而不会耍酒疯波及他人。因此，这些地区如果有法律是为了惩治醉酒行为以及酒后过错的[620]，那么受惩治者不应是全民，而只应是个人。德国人嗜酒，是一种风俗；西班牙人嗜酒，则是个人爱好。

    炎热地区的人血液中的固体成分很少被消耗，而是只有大量体液流失，这是因为其纤维松弛的缘故。而且，他们吃得很少，少量汤汁即可补偿他们的体液流失，原因同样是其纤维的活动比较弱，而且弹性小。

    生活方式对法律有决定作用，而生活方式的不同取决于需求的差异，气候又对需求有决定作用。有些民族需要进行频繁的互相往来，他们所需要的法律，与不需要交往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完全不一样。

    第十一节关于气候所致疾病的法律

    希罗多德[621]告诉我们说，是埃及人的习惯启发了犹太人关于麻风病的法律。事实确实如此，既然疾病是一样的，那么治疗药物也应是一样的。这种法律和这种疾病是希腊人和早期罗马人都不知道的，而这种法律之所以是必要的，归因于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气候条件。关于这种法律的深谋远虑，我们在看过这种疾病传播的迅速和广泛就会有深刻的认识。

    这些法律的成效，我们自己就曾体验过。法国曾因十字军而接触到了麻风，可法国民众没有被传染，这要归功于那些明智的法规。

    麻风病向意大利的传播，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而且立法者那时就高度注意了。这是《伦巴第法》[622]告诉我们的。罗塔里[623]规定，要将麻风病人隔离在专门的地方，并在将他们逐出住所时开始认为他们已经死亡，同时不能再处分他们的财产。麻风病人的一切公民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为了断绝未感染者与他们的一切交往。

    我认为，麻风病向意大利的传播，就发生在罗马皇帝的征服过程中，传播者就是罗马皇帝军队中的一些巴勒斯坦民兵和埃及民兵。无论这是不是事实，人们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已经成功制止了麻风病的蔓延。

    据说，从叙利亚返回时，庞培的军队带着一种疾病，它与麻风病极为相似。不过，到了伦巴第人的时代，它的传染势头止息了，因而那时为此制定的法规没有流传到今天，但我们大体能够确认它的确存在过。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