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现在瑞典出于与阿拉贡不同的目的也制定了节俭法。共和政体中节俭法的精神在于，一个国家制定节俭法可以是为了绝对的简约朴实。然而，我们知道，阿拉贡制定节俭法并不是为了这一点，这是由事物性质决定的。也可以为了相对的简约质朴而制定节俭法。一个国家如果发现外国商品价格很高，就可以把本国商品大量输出，从而导致本国商品出现匮乏，其程度比外国商品无法满足需求还严重，于是，该国就会完全禁止进口。现在瑞典节俭法的精神[260]正在于此。这种节俭法是史无前例的，完全适合君主政体。 总之，相对简朴很容易把穷困的国家摧毁，这样的国家因此也越需要相对节俭法。相对奢侈则很容易使富有的国家变得更加富有，所以这样的国家应该防止制定相对简朴法。在此我只谈了相对简朴，对此的进一步论述，将在本书谈论商业的章节中进行[261]。 第六节奢侈与中国 一些国家基于一些特殊因素，需要制定节俭法。人口会因为气候因素而增多，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众多人口的生活技能却会变得很不靠谱。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从事农业。在这些国家中，节俭法应该更加严谨，而奢侈具有危险性。所以，明确了人口数量与生存难易之间的关系后，才能知道奢侈应该鼓励还是禁止。英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制造时尚用品的工艺，正是因为他们土地产出的谷物，早已超出了养活那些提供食物和衣物的人的需要，这也正是奢侈产生的原动力。在法国，人们完全不用害怕奢侈，因为，产出的小麦足够农夫和从事制造业的人食用，而且对外贸易可以进行很多生活必需品与时尚用品的交易。 中国却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的妇女有着很强的生育能力，人口繁衍得特别快，从而导致食物匮乏，不管怎样努力去开垦土地，居民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中国与其他共和国相同的是[262]，需要勤劳与节俭的精神。奢侈是危险的，必须离专供享受的工艺远远的，而必须投入到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工艺之中。 中国历代皇帝在圣旨中所要表达的精神正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曾下了一道圣旨：“我们的先祖认为，帝国内的一些人会因为一些男人不耕种、一些女人不织布而忍饥挨饿……”他依据这个原则而命令拆除很多佛寺[263]。 在第二十一朝第三位皇帝[264]统治时期，有人向皇上贡奉宝石。但他却命令将挖出这些宝石的矿山关闭了，因为这种东西百姓既不能吃又不能穿，他不愿意因为这样的东西而役使人民。 建文帝说[265]：“一些百姓被逼无奈卖掉的儿女都穿着绣花鞋，可见我们是多么奢侈。”一个人穿衣，需要一大群人为他做；十个人吃饭，却让一个人耕种。这根本不是让许多人不缺衣少食的手段，不是吗？ 第七节中国的奢侈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过二十一次改朝换代，并经历了数不胜数的大小不一的动乱冲突，换句话说，中国历经二十二个朝代。刚开始的那三个朝代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治理国家颇有策略，而且疆域不算广，跟后来的朝代不同。总体来说，所有朝代都有一个不错的开端。中国需要美德、慎重和警惕，但是各个朝代在临近覆灭时这些东西就都消失了，虽然在初建时它们的确都存在。每一个开国皇帝都深深地体会到美德的良好作用，以及奢侈的极大危害，所以当他们饱受军马劳顿之苦，最终推翻一个只知享受糜烂生活的皇朝后，必然会对美德倍加珍惜，极为畏惧奢侈。然而，历经三四个皇帝后，后继者们就逐渐变得奢侈、腐化、懒惰，开始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整日深居皇宫，精神不济，寿命也慢慢缩短；皇室逐渐衰弱，大臣擅自专权，宦官受到宠幸，而且全是年幼的孩童登上皇帝宝座。于是，皇宫中养着一大帮好吃懒做之人，辛苦劳动的人们被他们弄得一贫如洗，皇宫变成了国家的敌人。有人篡谋皇位，就杀死皇帝，或是把皇帝赶下台，自己登基，重新建立新的朝代。三四个皇帝之后，新朝代的皇帝又幽闭深宫…… 第八节公众的气节操守 如果妇女没有了美德，就会暴露出许多毛病，整个心灵也会随之迅速沉沦，别的方面会随着这个关键点的沦陷而沦陷。因此，在平民政体国家中，最不幸的就是骄横奢侈之风气，这也是政体将要发生变化的征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因此，在那里，杰出的立法者对妇女提出要求，希望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严肃。他们唾弃阴险，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如此，甚至唾弃外表上的阴险。他们认为，在风尘之地交往会带来游手好闲的不良后果，妇女们会因此而沉沦，并在沉沦之前拖别人下水；一些东西根本没有一点儿用处，反而被授予了一定的价值，而重要的东西反倒被排斥，人们做事情只是遵照妇女们随心所欲地制定的讽刺准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禁止风尘之地的交往。 第九节妇女在不同政体下的地位 君主政体下的妇女受的约束比较小，因为宫廷容忍妇女的自由风气，所以她们经常出入宫廷之中，可以在宫廷中自由走动，丝毫不受约束，这也是由她们的门第和品级决定的。宫廷中，妇女与奢侈如影随形，因为在那里，妇女虽然柔弱，但一点儿也不高傲，不过她们很虚荣，那些大臣们的财富都是利用妇女的吸引力和激情来增加的。 专制政体下的妇女就是奢侈的对象，虽然她们不会带来奢侈。所有大臣做事既遵照政体的精神，又把在其他地方见识到的准则带到家中。他们时常害怕妇女的放荡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专制政体下的法律不仅特别严格，而且马上执行。妇女们往往用类似争吵、放荡、愤恨、喜好、忌妒、恼火等情绪来讨好权贵，假如让这些伎俩充斥于宫廷之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另外，在这种国家中，君主全都娶很多妻妾，往往把人的本性玩弄于股掌之间。因此，他们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只得把妻妾们都圈禁于深宫之中。 共和政体下的妇女虽然受到习俗的约束，但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共和政体不仅不欢迎奢侈，而且更不欢迎腐朽与罪恶。 某宗教认为，纯粹的习俗是美德的一部分，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不过，希腊人并不受这种宗教的制约。在希腊，有一种毛病如无头苍蝇般在城市里肆虐流行，婚姻中潜藏着唯一的友情[266]，而爱情却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令我们羞于说出口。妇女们都保持着无懈可击的美德、俭朴和操守，对这方面的管理，该民族做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在其他民族中都没有见过的[267]。 第十节罗马人的家事法庭 罗马没有专门负责妇女行为的官员，这与希腊不一样。在共和国中，妇女是由监察官监督的，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在罗马设立了家事法庭[268]，它的作用与希腊人的专门官员一样[269]。 丈夫审讯妻子时，通常会把妻子的亲戚请过来，当着他们的面进行[270]。家事法庭和共和国的优良风气相互维护，共存共亡。无论是违法案件，还是破坏风气的案件，家事法庭都可以审理。所以说只有拥有优良的风气，才能去审理破坏风气的案件。 因为任何一部法律也不可能把风气和稳健庄重的规则全都写进去，所以事实上，家事法庭往往会任意量刑。法律很容易就能规范个人对他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却难以规范个人的行为。 家事法庭只处理妇女的一般行为，但通奸这种罪行则除外，因为这种罪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政府对之极为重视；而且人们会因为妇女的不检点行为而怀疑丈夫是不是也有不轨行为；另外，有人怀疑，人们在面对这种案件时，也许会选择装作不知道而相安无事，也不愿给予惩罚，予以报复。所以通奸这种行为不仅要受到家事法庭的指责，还要向公众提出控告。 第十一节在罗马，制度随政体的改变而改变 正是因为风气良好，才要设立家事法庭，才要向公众提出控告。所以，假如风气恶化了，共和政体就会消失，这两者也会随之而消失[271]。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常设的审判制度，即审判官们对自己的管辖范围进行了划分；二是审判官已经习惯了审理所有案件[272]，家事法庭要审理的案件日益减少了。历史学家们认为，提比略交给家事法庭审理的案件都很怪异，使古代诉讼重新出现了，所以他们对日渐减少的案件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一个女人看不起和拒绝一个卑鄙恶劣的男子，这个男子一定会怒气暴发，并把怒火发泄到她的美德上，从而产生杀害她的想法。所以，向公众提出控诉这一行为，也随着风气的改变和君主政体的建立而取消了。朱利安法中有一条规定，如果要控诉一个妻子与人通奸的行为，首先必须对其丈夫为妻子通奸提供有利条件的行为进行控诉。所以，这种控诉迅速地减少了，或者可以认为已经完全消失了[273]。 西克塔斯五世[274]好像希望这种控诉得以恢复，可是他所实行的君主政体根本不适合这种法律，甚至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不适合。 第十二节在罗马，妇女受到监护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