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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中国作家很多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架起来，社会也把他架起来了，很快他就在一个不落地的生活当中。

    在美国，任何人，作家也好什么也好，我自己感觉跟我全班同学一样，他们后来出去有写广告词儿的，有写剧本的有写什么都有的，我也就是跟所有的这些同学一样，就变成了一个每天用写作来尽到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责任。

    我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命。比如我比较喜欢中国近代历史，对我们中国这一百年间发生的这些人的这些故事，或者说我在写个人命运的时候怎么样映照了中国的这一段近代史，我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我觉得我想写，我这辈子好像不写就会死，就激情到这种程度，有了这种自己的使命感。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就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是一个靠卖字为生的这么一个人。我喜欢这样一种职业的独立性，我喜欢它的自由，那种没有极限的自由。

    比如说我写《陆犯焉识》，我花了很多的钱，要去青海去体验生活，要花钱去开这个座谈会，把劳教干部什么的请来，然后我要找人陪同我，我要找很多关系来了解这些故事，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去了三次日本，我要请一个会说日文会说英文的一个翻译跟着我，翻译每一天都要150块美元，然后我们还需要住，需要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陆犯焉识》这本书印十万本的话，成本正好和我的这个收入是差不多打平的，在这些情况下，我基本上是只有使命，而没有养家活口的一个概念了。

    因为我的这个小说的故事也好，人物也好画面感也好，尤其是画面感，给很多影视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严歌苓每个作品呢都是可以拍电影的。像《扶桑》这样他们说基本上就是给电影拿来就能拍了，因为画面感实在太强了，对话都是很精彩的，马上拿来就可以拍。但是等拿到手，每个人都会发现有点上当，实际上因为它的画面是很意象的，就是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在后来的影视改编当中其实不大帮得上忙。

    我这时候感觉就是使命使然，感觉到这些故事我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我就白活了，就这种感觉。

    像很多故事，比如说写《第九个寡妇》也是，我到农村去住啊什么的，整个开销也不少。当时我的这些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你一下子花出去上万去花这个钱，将来这个钱能不能挣回来都是个问题，我这时候感觉就是使命使然，感觉到这些故事我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我就白活了，就这种感觉。

    我今年一月份出叫《妈阁是座城》的书，是写赌徒的。中国的很多成功企业家都是赌徒，他们发财后会到澳门这种地方，把这个手赚来的几千万上亿，那个手就丢出去。有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赌博故事，很悲壮的，有那种发誓不赌了，把手指头一刀剁断的，剁断以后还不行又剁断一根的，我写过一本书叫《一个女人的史诗》，他们说你可以写一个《一个赌徒的史诗》。

    为了写这本书，你就要了解这些赌徒，你自己得会赌啊，对吧，不会赌博的话，很多细节是没法写的，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我就去澳门，我就去当赌徒。赌徒没当上，当的是赌客，第一次赢个一万多，后来就开始猛输，但是我真没输到输急眼，就是输得完全没有理智，输得脑子白热化，就坐在那儿不走啦，就跟那个赌桌死磕，一直要赌到赢的那种地步，因为我就没有感觉到那种人热血冲头的感觉，而且丢掉的钱我也不觉得好像那么痛，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天性里我不会成为赌徒。不过就是这样的话也输掉好几万，还没算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就这样把这本小说给写出来了，这本小说如果没有影视版权，售出的话我估计也是得赔本。但是我就是觉得职业作家就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你要写什么要像什么，要为了这个目的去生活，要扎扎实实的学会一样东西，就像做农民他什么时候种红薯，什么时候起红薯，怎么起红薯，这些种种具体的知识。

    农村生活当然不容易适应，我到了农村包括上厕所都非常困难，但是你得住在那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非常可爱又非常恐怖的一个场面。在农村一个镇上好像就那么两三个厕所，我在那儿上厕所，有一队人就排在后面，我记得有个小姑娘就搓着她的作业纸，站在我面前，一脸“你快点儿”的意思。

    但如果你对你的职业很敬业的话，一定会要做这些功课，不做这些功课怎么写？像写《小姨多鹤》，我已经听了这个故事二三十年了，但这个故事我一直不敢写，因为第一我没有这个钱到日本去住下来，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跟陈冲一块讲起这个故事，她说这个故事真好，为什么不写出来？我说我不敢写，我哪知道日本人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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