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好的领导者应该是恩威并济，但何时用恩，何时用威，才是真正的奥妙所在。

    “厚黑大师”李宗吾对捧与恐的关系颇有见解，他在论述旧官场时说：“恐，恐吓的意思，是及物动词。这个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说几句。官儿这种东西，该是何等宝贵，能轻易给人吗？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分，还不能生效，这就是缺少恐字的功夫。凡是当权的那些大人物，都有软处，只要找到他的要害，轻轻点一下，他就会大吃一惊，立刻把官儿送来。学者须知，恐字与捧字，是互相结合着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观的人看他在上司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奉承，其实暗地击中要害，上司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模样，句句话责备上司，其实听的人满心欢喜，骨节都酥软了。这就是所谓的‘心领神会，在于各人’，‘高明的木匠能教人按规矩做，却不能告诉你技巧’，这就要求求官的人细心体会。最要紧的是用恐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果用过度了，大官们恼羞成怒，作起对来，岂不就与求官的宗旨相背？又何苦如此呢？不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恐字不能轻易使用。”

    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完成了一个先捧后恐的历史杰作。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从后周手中抢过皇位之后，带领手下将士南征北战，先统一了中原一带，后来一统江山。然而天下太平后，赵匡胤渐渐觉得那些战时曾流血卖命的兄弟们不仅无用，反而有功高盖主的危险。但要向众弟兄下手，又怕天下人气愤，且每位弟兄手下都有一大批亲信，若向众弟兄下手，激起他们手下叛乱，自己的皇位也是坐不稳的。最终他想到了“杯酒释兵权”。表面上是和以往的兄弟喝酒叙旧，实则无意中以言语相威胁。最后这些兄弟们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保全性命纷纷主动交出兵权，然后告老还乡。

    只捧不恐会让对方自觉有恃无恐，主动权在对方手中，你却不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捧中适当加一点儿恐吓，主动权则转到了自己的手里。“捧”是“恐”的台阶，既让对方不失面子，实质上又可以通过“恐”达到我们的目的。

    有位女子的丈夫是海员，长期漂泊在外，平时孤独和寂寞陪她度日。白天上班还好说，一到晚上便焦躁不安。为了消磨时光，她报考了夜大。第一次上课，发现丈夫中学时的一位同学也坐在教室里。此同学与丈夫相处不错，因此跟他自然亲近起来。没料到这位同学却暗暗打起她的主意来。女子觉察到这位同学的不良动机，她十分严肃地对他说：“俗话说，‘朋友之妻不可欺’。你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平时对你那么好，要是我告诉我丈夫，不知他会对你怎么样啊？”同学一听，大惊失色道：“你可……可千万别这样！”

    一味地迎合捧场往往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恐吓，也会让不知趣的对方有所顾忌。要记得，恐和捧并不是孤立分开的两个对立面，捧中有恐，才是妙计。

    恩威并济的领导者就是面善心恶的领导者。在一般的认知上，我们可以接受面恶心善的人，而面善心恶的人应该是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善与恶重新诠释，面善心恶正是恩威并济的手段。因此，好的领导者应该面善心恶。

    在这里，善指的是能够尊重对方、替对方着想；恶则指能够专断决行，不顾虑人情，做事带些狠劲儿。就时间点而言，面是指表面上的行为或平常的状态，心则指企业的制度与规定或特殊时机。在这个定义下，面恶心善的领导者的绩效将不如面善心恶者。

    所谓面恶心善的领导者，在平日的行为上对部属的管理十分严厉，但在实际的行动上却可能很仁慈。例如说，当部属犯错时，面恶心善的领导者会疾言厉色，但却不会采取“恶行”，如减薪、解聘等惩罚手段来处罚部属。至于面善心恶的领导者则刚好相反。在平时，他可能会和颜悦色地教导他的部属，但是，当部属犯错时，他绝对是依法行事、纪律严明，不容部属有侥幸的心理。必要时，他会如诸葛亮般“挥泪斩马谡”，对于人事的处理上绝不手软。面善心恶的领导者可以立威立信，因为部属知道长官是不讲人情只讲是非的。相对而言，面恶心善的领导者很难立威立信，因为，部属知道长官仁慈，犯了错最多被长官说说骂骂而已。哪种领导方式可以达到较好的绩效，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也可以说恩就是善，威就是恶，恩威并济就是善恶兼施的领导手段。面恶心善与面善心恶都属于恩威并济的做法，就中国人的习性而言，面善心恶才是有效的领导方式。

    德与法，是刚与柔的问题，太柔则直不起，太刚则易脆易折，刚柔并济，才得以韧，韧则可耐久。恩威并济才是硬道理。就拿一个工厂的老板来说，如果他不去体贴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光是制订一大堆的规章制度和处罚条例，那么，员工在强权之下工作，能把工作做好吗？要员工死心塌地为老板卖命，老板首先就要去关心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做到合理的利益分配。但有一条规律是必须注意的，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自私心，如何去防止自私心破坏集体的行为，就必须订出一些规章制度和处罚条例，才能达到一个平衡。万事万物，得以平衡，就能长久，失衡则倾。

    永乐年间，臣僚勤于职守，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这与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明成祖朱棣用人赏罚分明，量才适用，不拘品级，且能以诚待人。他鼓励臣下直言，但大事皆由自己决断。这是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朱棣即位后，重用了一批藩府旧人。这些人随他起兵靖难，出生入死，胜利后身居高位，但仍不敢骄横。朱棣即位不久，就告诫这些旧臣“当思自保，凡人致富贵难，保富贵尤难。尔等从朕数年，九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禄及子孙，但当思保之。夫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后来，明成祖在授予薛禄等靖难功臣铁券时，又诫谕他们说：“位高易骄，禄厚易侈，宜思得之不易，保之唯艰。则安荣始终，传及后嗣，勉之勉之！”他经常教导这些旧日功臣，要他们擅自保全，不要重蹈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骄横致祸的覆辙。

    明成祖当时就执法严厉，对那些失职造成恶果的，轻则降级或免职，重则下狱或处死。监察御史王愈和刑部、锦衣卫官4人，误杀无罪者4人。明成祖知道后，立命刑部将王愈等4人逮捕，处以重刑。

    但是明成祖对臣下不只是有威的一面，他同时还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这也就是所谓的“恩威并施”。例如，解绪和胡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朝又同为内阁学士，明成祖居然为他们两家的子女做起媒来。后来，解绪虽下狱致死，但他的儿子仍娶了胡广的女儿。

    永乐七年正月，明成祖下令，自正月十一日到二十日放假10天，让臣民一起欢度元宵佳节。在这10天当中，“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明清时期元宵节放假就是从这时开始，这也是明成祖关心臣民生活细事的一个举动。是年十月，明成祖因北京寒冷，怕群臣早朝奏事时冻伤，便将早朝改在偏殿，诸臣有事依次入奏，无事回衙门管事，免得挨冻。

    明成祖对臣下的升降十分慎重，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明成祖的这段话虽说算不上深奥，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很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也仍然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明成祖懂得这一点，并这样去做了，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成功的一个帝王。

    明成祖威柄独操，又能对大臣恩威并济，所以终其一朝，大臣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无一敢飞扬跋扈。这对当代的领导、管理者来说，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对部下要恩威并济，对下属不对的地方，固然应当责备；而对其表现优越的地方，更不可抹杀，要给予适当的奖励，那么部属的内心才能得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