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北京城大风不止，屋震沙飞、尘埃漫天，行人咫尺距离难以相辩，天亦黯淡无光。有善卦者占卜得“风从乾起，主暴兵将至，城破人民无福”之结论，旋即为锦衣卫缉拿下狱。虽如此，刀兵将至的传言在北京四起，百姓奔走相告，屡难遏，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前所未有的浩劫将降临大明朝廷。

    从正月至二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面对攻势咄咄人的顺军，已经在陕西被压塌了脊梁的明军于北方战场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正月初八，鉴于整个西北地区军事行动大致结束的局面，登极称帝不久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在关中誓师，宣《倡议提营首总将军奉命征讨檄》，发老本嫡系野战五营兵马十万余人，留下提督诸营权将军泽侯田见秀坐镇后方，自御驾亲征北伐明廷。

    因为有着此前白鸩鹤带兵作为先头部队攻占了山西部分州县接应，顺军兵不血刃，兵分三路渡过黄河。其中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袁宗第、谷英等统率中、右、前三营，计划先攻占了早被渗透的平阳府，而后北上直取太原府；另一路，由刘芳亮统率左营，沿着黄河北岸行军，负责收取河南、山西两省交界的诸多州府，将顺军的领地彻底连成一片；还有一路偏师，由李过统率后营，从陕北葭州渡河，沿河邀击守渡明军，以绝太原之援。

    孙传庭心怀切的忠烈报国，人尽皆知，赵当世此前还能以静观其变等理由搪塞他，现在朝廷谕旨到了，恐怕再想压他也压不住了。

    韩衮道：“朝廷不还等着我军吗？给主公加封伯爵，为的就是让我军效力。”又道，“顺军才渡河入晋，孙军门就叫嚷着要举兵勤王。可笑朝廷发布的谕旨上，根本没有他孙传庭的名字。而今朝廷号召天下勤王，他恐怕要窜上天了，主公觉得如何应付？”

    徐珲又道：“朝廷一口气调动天下兵马，看似大动干戈，其实多是无用功。想要许定国牵扯顺军、刘泽清北上勤王，都是大大的笑话。凤阳总督马士英受制于刘良佐，南京史可法一时半会儿也摆不平诸路营头，如此瞧来，唯一能指望得上的，仅关辽兵了。但是调动关辽兵，苦心经营争夺了数十年的关外势必一朝放弃拱手送给北虏，壮士断腕，就看朝廷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宣大总督王继谟、山西巡抚卫景瑗、大同镇姜瓖皆非良才，要挡住士气如虹的顺军谈何容易。”韩衮摇摇头，“居庸关唐通更是辽东逃将，指望不上的。这些人看着兵强马壮，等真与顺军对上了，即会现出原形。”

    “顺军北伐，势如破竹，各路防守官兵孱弱难挡，看来不出两三月，顺军就将兵临北京。”徐珲面色凝重道，他是山西人，对山西各镇的守备力量比较清楚，“宁武关、居庸关是为遏制顺军的最后两道闸口，这两关丢了，北京大势去矣。”

    前一，汉中府文武纷纷登门，祝贺赵当世受封宁南伯。获得封爵，自是莫大的荣耀，可是大明江山风雨飘摇，务实的赵当世当然不会真的把一介虚名放在心上，因此面对盈门访客，只差了管事迎来送往，自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接下来的举措。

    二月底的汉中府，寒料峭。

    随后，崇祯帝亲征召天下兵勤王。朝议中，又觉得需要留一步退路，因此派勋臣忻城伯赵之龙即刻南下南京为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随行就任南京镇守太监。另传谕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与应天巡抚左懋第等合作，收拢领南京右府提督江兼巡江防刘孔炤、协守瓜洲副将张天禄、备倭将军王之仁、分守舟山参将黄斌卿、分守金衢参将翁之琪、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等林林总总各部各镇，维持南京稳定的同时时刻准备往北赴援。

    北直隶方面，加授徐标总督畿南、山东、河北军务，仍兼巡抚，移驻真定遏贼。封唐通为定西伯，控扼居庸关；山西方面，挑出了大同总兵官姜瓖加领镇朔将军印，勉励其人挡住顺军北上的通路；河南方面，正式授予许定国援剿总兵职务，使他继续坚守在河南、山西交界，阻挡顺军兵力相连；辽东方面，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向关内收缩兵力；湖广方面，封赵当世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进攻河南、陕西的顺军。更任李化熙接替余应桂总督三边，宋权巡抚密云，方孔炤督广平和大名二道与顺天巡抚杨鹗、昌平巡抚何谦协力就近防御。

    这些兵马实力强弱不一，距离北京远近也不尽相同。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必须善加利用。由是，又在他们之中，挑选出最需要拉拢者，着重关照。

    在北直隶与山西，有督师李建泰、保定巡抚徐标、宣大总督王继谟、大同总兵官姜瓖、蓟州驻居庸关镇守总兵唐通、宣府镇守总兵王承胤、山东镇守总兵刘泽清等；在河南，有太原镇总兵许定国、保定镇守总兵卜从善等；在辽东，有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辽东总兵吴三桂、关门总兵高第等；在湖广与四川，有湖广提督赵当世、安庐镇守总兵黄得功、平贼将军左梦庚等；在凤阳与江西，有凤阳总督马士英、江西总督袁继咸等。除此之外，南直隶尚有林林总总各镇各协。另更远的各省暂且不论。

    时为二月中旬，山西百姓口耳相传“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民谣一直传来北京，形势险恶至此，崇祯帝忧心忡忡，几乎一夜愁白头。在与内阁诸臣分析了当前各地状况时，兵部尚书张缙彦将目前距离北京较近还可凭恃的兵马一一点明。

    李自成在太原整军八，期间发布了大顺皇帝永昌元年诏书，讲明了自己讨伐明廷的初衷及本心所在，并随后传大顺皇帝安民诏，以“天命复集，还予故土”等言语抚慰百姓，与头前传牌各州县“仁义之师，不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但兵临城下，不许违抗”之言相呼应，恩威并施，笼络人心。而后，李自成率军北上，展开对进军北京城路上必经之路宁武关的攻势。

    太原府城孤立无援，危在旦夕，蔡懋德遣将朱孔训、牛勇、王永魁等领五千兵出战，全军覆灭。晋王朱求桂拿出三千两银子，送到城头“募死士杀贼”。山西提学副使黎志陞负责此事，却仍然从中克扣，自印记功纸票代替现银发放，明军士气一落千丈，巡抚标营下守备张雄在凌晨偷开新南门向顺军投降。大顺军趁势攻占太原府城，蔡懋德自杀，赵建极、毕拱辰等自杀，黎志陞跪降——去投奔李建泰半路被俘获的韩霖吹捧黎志陞“此天下文章之士”，黎志陞复得任用。

    二月初六，李自成率主力顺军进抵太原府城下。蔡懋德虽说已被革职，但还没等来郭晋昌，只得硬着头皮与左布政使赵建极、分巡冀宁道毕拱辰等死守太原府城。其时山西生员傅山、韩霖被李建泰聘为军前赞画，傅山为了周全故土乡梓，赶到北畿面见李建泰，请他急救太原，只有保住太原，京师才得屏障，晋南之地才有机会恢复。但是李建泰此时因为老家曲沃县被顺军攻占，心态发生了变化，自觉一开始出家资募兵阻击顺军的路子行不通，护送的京营兵士三千又多散逸，形势不妙，于是断然拒绝了傅山的请求，反而率兵退往保定。

    明廷的局势还是一样继续恶化着。

    李建泰出了北京，刚到涿州附近，遭遇大风，占卜觉得不利行军，就令负责护送的京营兵马驻扎原地，夜有兵士逃亡。

    内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李建泰是山西曲沃县人，至此国难当头的时刻，他见崇祯帝举止失措，便自告奋勇自请出北京督军，声称要回山西老家以家中私财募兵抗击顺军。崇祯帝大喜过望，立刻授职督师并赐尚方剑，在正阳楼摆下宴席为李建泰践行，口称：“先生以去，如朕亲行。”目送良久。

    至于崇祯帝为何不拿内帑，其实并非他吝啬，毕竟生死存亡之秋，眼界大不会短浅至此。此中最大的症结所在便是崇祯帝本实在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时人皆猜测崇祯帝从前代诸位皇帝尤其是万历帝那里继承了巨额的内帑，可实际上万历一朝虽积财颇多，但万历帝喜铺张，各类开销巨万，又分了部分给六部度支，内帑落到最后大概六七百万两。再经过泰昌、天启二帝兴建三大糜费千余万、修造陵寝又是数百万，内帑多有支用，剩余可供崇祯帝使用的并不多，恐怕仅有两三百万罢了。因此对明廷而言，是朝廷缺钱皇帝也缺钱，两方受困于财力，做起任何事来不免束手束脚，力不从心。

    当平阳府失陷，顺军以雷霆之势席卷山西的急报传到北京，明廷上下方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崇祯帝紧急与阁臣磋商应对措施，话里行间居然难得一见表露出了对去年放弃与清廷议和举动的后悔。阁臣们认为“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边费可不可缓，所恃者皇上内帑耳”，希望崇祯帝能多拿些内帑出来募军自固。但一涉及内帑问题，崇祯帝的态度旋即暧昧不清起来，只道“今内帑有难告先生者”，潸然泪下。钱拿不出来，只能谕旨“兵部凡罪废武职、及草泽义勇，有励志杀贼者，予上赏”，仍旧是空口白话。

    蔡懋德防河未果，就藩太原的晋藩又连连催促他回防太原，蔡懋德首尾难顾，焦头烂额。等平阳府败局难以挽回，方才匆匆回到太原，然而晋王朱求桂私下认为蔡懋德薄己，与汪宗友弹劾蔡懋德不顾太原安危又擅自放弃平阳。蔡懋德两面吃瘪，有苦说不出，明廷得讯，不辨真伪，下令把蔡懋德革职听堪，改以郭晋昌接替。郭晋昌名不见经传，明廷用他，无非相中他的名字，图个好彩头。

    明廷山西巡抚蔡懋德与巡按汪宗友原本派遣了标营副将熊通及河东兵备道郝等部防河，然而顺军未至即逃之夭夭，防线土崩瓦解。蔡懋德要防守平阳府，可是缺乏粮饷，只好请就藩平阳府的西河郡王与交城郡王出钱并带头劝缙绅捐饷。不想至此大难临头之际，依然无人愿意舍得钱粮募兵加强城防，最终导致平阳府被顺军轻而易举地攻取。

    赵当世深思少顷，沉声道：“就算孙传庭不闹，我军也坐不住了。”

    徐珲、韩衮等将领均是一惊，道：“主公的意思是？”

    “形势人，和顺军之战，必须立刻着手。”赵当世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