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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爹，选女婿的时候，往往就去看对方的家风家教了。

    话题既然引到苏家，姚欢遂向孟皇后请教绍圣初年苏轼、苏辙兄弟被贬南方的细节。

    孟皇后盯着案几，目光落在方才为唐国公主母子和端王讲解的几帧画上。

    “姚娘子，画山水，视点不同，画法亦不同。自山前望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望远山，谓之平远。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则有明有晦。深远之意，重重叠叠，平远之意，则飘飘缈缈。臣子看朝局、看天下，有时就如观者望山，位置与心境不同，所见所思亦不同。官家登基、宣仁高太后临朝时，二苏兄弟一同在京为官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宣仁太后有意任用苏轼为宰相，但苏学士做了一阵官家的禁中老师后，很快请求外放州府为官。”

    孟皇后以丹青作比，娓娓说起她所猜测的苏学士不愿勇攀宰执巅峰的原因。

    元祐年间，苏轼刚刚被起复翰林承旨，就有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诬告苏轼在神宗帝晏驾时，曾作诗庆贺。

    这二人举出的证据，乃苏轼所写的诗句：“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按照两位御史的攻讦之辞，君王大行，举世同悲，人臣更应“泣血哭号”，苏轼竟然将哀信比作“好语”，描述野花、鸟雀都闻之欣然的场景！如此行径，人臣之义何在？

    姚欢对这个故事倒是第一次听说。

    她微蹙眉头，向孟皇后道：“苏学士的诗中写，今岁仍逢大有年……大有年是指丰年。元丰末年，苏学士是在江南常州润州一带为官。彼处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水稻。倘若是两熟稻，第一次收割时节应在六月以后。而神宗帝弃天下而去，是在元丰八年的三月。苏学士作这首诗，最早也应是五月底六月初吧？此时离先帝驾崩已过了三个月，官家早已继承大统，那些刀笔吏怎地不说，苏学士此诗是贺新帝登基、苏湖大熟、国运兴隆？”

    孟皇后赞许地笑笑。此女果然不像市井中那些庸众，会被刀笔吏们放出的弹劾之论左右了判断力。

    她懂得怀疑。

    “娘子说得没错，苏学士这首诗，名为《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恰是作于当年的夏日里。此诗，想来不过是为一次尽兴的游历而作，不料竟险些令苏学士再度身陷囹圄，好在宣仁太后斥责两位御史无中生有，此事方平息了。或许，这种还朝后无处不在的恶意，令苏学士对于在京为官已是意兴阑珊，他频频上奏，坚决请求外任。”

    “哦，”姚欢垂目静思须臾，问皇后，“所以，其实整个元祐时期，苏学士主要任职于地方州府，并非元祐更化时的朝臣领袖。再者，民妇听闻，章惇虽素来是变法派，但他早年在乌台诗案时，还曾挺身而出，在神宗皇帝御前，为身陷囹圄的苏学士辩解，为何到了绍圣初年，章惇竟对已远离朝堂的苏学士，如此冷硬凶狠？”

    孟皇后望向窗外那些被朔风卷起的落叶，缓缓道：“章惇此人，也未必天生阴毒。乌台诗案时的章惇，与绍圣初年时的章惇，所历全然不同。后者领受过整个元祐年间的凄凉命途，突然之间又回到人臣之极、手握影响君王生杀予夺之权时，怎么还会再心存恻隐？况且，苏学士为官几十年、每到一地都官声颇善，章惇乃用贬谪苏学士过岭南，来试探官家是否为了新法而不怕被指昏聩暴戾。”

    姚欢默然。

    她自然地联想到曾纬。

    身逢此种朝局，曾纬选择进入仕途的手腕，以及进入仕途后的表现，也不算令人震惊。

    毕竟，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男子中，有几人，能做到如苏颂这样精明而坚守底线？又有几人，能做到如苏轼这样，爱民的情感，比侍奉君王更炽烈呢？

    孟皇后说完了苏轼，继续说苏辙。

    “至于子由先生，他与其兄不同，进士及第后，始终身处宦场下僚。他哥哥已能做到站在前山观后山、明了云山深处的危险时，子由先生因为突登宰相之位，被一览众山小的错觉迷惑，于元祐末年试图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强硬反击绍述党，正好被章惇等人抓个正着，亦贬往筠州。”

    姚欢若有所悟：“筠州在江西，未过大庾岭，比子瞻学士被贬的岭南，好些。看来章惇等人眼中，终究是子瞻学士声望更高，对子由相公的贬谪，不似其兄那般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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