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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儿一跪，百姓们忽啦啦跟着跪倒一片，城头守军嚷道：“去去去，别他娘的拜俺，老子还没死呢，真是晦气！”

    杨凌怒气顿生，蹙眉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放难民进城？”

    罗指挥急忙道：“不能放！国公爷，不能放他们进来！别看这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说不好谁是响马盗，有时候他们一窝子都是强盗，父子是，母女也是，根本就是全家投匪地。还有的时候则是搀杂在其中混水摸鱼。

    这些人进了城，或者搜集城防情报，或者里应外合袭夺城门，再不然就在强盗进攻时于城中各处放起火来，大叫响马已经进城，散播虚假消息扰我军心。齐河、惠民等县大多都是混进了响马盗，才被他们轻易攻进城来，掠夺奸淫、荼毒全城的”。

    杨凌闻言不由默然。他方才只是怜心大起，脱口而出罢了，罗指挥就是不提醒，他也马上反应过来了。

    两军阵前，妇人之仁使不得，虽说这些人看着没一个象响马盗，可是响马盗本就是刚刚拉起的一支农民队伍，上马做贼、下马做民。根本都不需要伪装。

    或许这些人是真的难民，或许其中有真地难民，可是能怎么做呢？自已不是无所不知地神仙，没有无所不能的本事，如何去区别、区分？人生本来就充满无奈。鸡鸣驿的城头上，自已不也咬牙狠心，不顾黄县丞等人地阻拦，把被鞑子裹挟的无辜百姓炸成了碎片么？

    乱世之中。人命贱于草芥，最可怜的，永远是这些默默耕作、默默奉献的良民百姓。

    杨凌泪光莹然，心中酸楚，开城的命令却始终无法从他地嘴里说出来。他只能咬着牙，硬着心肠，看着百姓哀求再三，最后绝望地离去。他们扶老携幼，脚步迟滞，三步一回头地走着，或许心中还在企盼着城头的守军会突然发善心打开城门。

    如果国富民强，百姓们安居乐业，他们何至于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造反，纵然有那样的野心家，又哪里会有群众基础、会有人响应？

    杨凌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努力。尽快地平息这场动荡。在我地手里。在我的有生之年，尽力地去改变产生这种动荡的根源。改变我们的国运，改变那一次次在兵荒马乱中受尽煎熬的百姓地命运！

    从走出杨家坪那个穷山沟起，冥冥中仿佛有一股力量，一步步把他推到了今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踏上仕途用了两年，接近中枢用了一年，这种速度可谓天之骄子了。

    而他，也没有辜负上苍的厚望，从拟定自已地人生目标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在他力所能及地范围之内，劈开重重阻力，尝试做出地一些改革现在已经在部分地区施行了半年。

    虽然杨凌做地，不是激进的、直接从制度本身做出的改革，可是却是和它声息相关地，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不可能直接对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那样翻天覆地的改革，在非其时、无其势的情况下，就是皇帝也做不到。

    但凡改革而能成功者，没有一个是按着他的设想硬生生铺设一条道路，然后要求天下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实现他要做地事。这样的人，没有权力他就是空想家，如果有权力，那就只能害人误已。

    伟大的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蓄积了足够的可以做出某种改革的需求和条件，他最先清楚地发现应该做出这种改革，去因势利导罢了。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这种需求和条件已经产生萌芽，那么这个试图变革的人就得把精力放在培养这个萌芽上，为它创造更多的条件，促进它的成熟，当历史洪流波涛汹涌不可阻挡之际，他才会出手疏导，水到而渠成。

    举重若轻不露声色地达到变革目地，这才是以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政治谋略。逆天造势，在不具备社会条件地时候去搞大跃进，亦或在改革条件刚刚露出一点苗头，还薄弱的禁不得一点风雨的时候就去拔苗助长，只会把自已闹的身败名裂、甚至被尚占主流的旧势力扼杀了那小小的萌芽。

    杨凌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呵护培养那个小小的改革萌芽，为它创造产生的土壤，当这些条件成熟时，它就会催生文化条件、政治条件的演变，然后改革才能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在他有生之年也不能看到它开花结果，但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有意识地去培养它，却能让历史少走些弯路，抢在那长达数百年的愚昧、落后到来之前，让它实现。

    现在，这一切刚刚开始，已经渐现曙光，决不能让它受到破坏，决不能让人用无穷的破坏毁了这个希望，这场动荡，必须尽快平息！

    殷殷如雷，低低传来。杨凌霍然抬头，只见远处平坦的驿道折弯处尘土飞扬，黄沙滚滚中有无数人马的身影若隐若现，铁马金戈，杀气盈野，尘埃里现出一面大旗，迎风招展，上书斗大一个“刘”字。

    刘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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