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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昭瑢忽然问道：“巴格尔先生，您是蒙古人吧。”

    “是，蒙古人。”巴格尔微笑回答，眼睛里闪过一点疑惑，不知道为什么李昭瑢会这么问。

    李昭瑢则是说道：“我见过很多的爱国者，但是如您这般坚定的多是国族，帝国的少数族裔总是对帝国抱有或多或少的疏远。”

    “是吗，在申京时候，我接触过一些禁卫、中廷的军官、官员，我觉得他们对帝国是很认同的。”巴格尔说道。

    “不，他们更多的是认同皇帝，而非我们这个国家。”

    巴格尔想了想说：“这也难怪，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年轻了，而帝国的民族政策多年来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代人对帝国的感情是不同的。”

    “是吗，我们的民族政策有改变吗？”李昭瑢却是疑惑了。

    巴格尔笑着说：“看到了吗，英王殿下，你我就不是同一代人。所以对帝国的感情就有不同。而我们的民族政策确实在发生变化。”

    帝国的民族政策实际上一直很明确，在前帝国时代，也就是社团与合众国阶段，帝国的民族政策可以用文明等级论来概括，粗略的把民族分为了文明和野蛮两个等级。把拥有文字、语言，拥有国家历史的民族划归到文明的一类，反之则划到野蛮的一类。

    这其实是与当时的欧洲大体类似，这个民族政策主要是为帝国海外殖民扩张来服务的。

    虽然帝国从来就没向士大夫群体妥协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深入骨髓。当欧洲人在全世界跑马圈地，肆意屠杀侵略的时候，帝国在李明勋也开始了海外扩张，却在如何对待各地土著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把土著定义为野蛮，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帝国的海外扩张战略。

    同样，把满洲视为野蛮，也可以提升帝国各民族的凝聚力。

    而等到帝国大一统的时候，民族政策悄然发生着改变，更多的讲究民族团结与民族融合。

    这主要是帝国的扩张重心转移到了大陆方向，面对的是与国族相爱相杀数千年的游牧、渔猎民族，而在海外，民族政策则趋于民族隔离。

    前帝国时代也是帝国海外扩张的初级阶段，各种经济作物和原材料的开发需要劳动力，因此需要奴役其他民族来保证海外领地和殖民地的利益。但是进入帝国时代，一切悄然发生着改变，帝国的大规模移民让海外领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缓解了许多。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帝国需要的劳动力从种植园劳工和矿工转向了拥有专业素质和组织度的工人，显然这是土著无法提供的。

    因此，海外领地全都取缔了奴役制度，也不允许进行奴隶买卖。因为帝国一直坚持奴隶国有，剩余的奴隶也被迁移安置，甚至帝国在海外殖民地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这主要是因为帝国既是一个疆域广阔，又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比如非洲那些殖民地，出产的咖啡、香料、可可等热带作物，会对帝国南洋诸行省出产的热带作物造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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