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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变化，民众大多并不知情，即便知道的，也只会视作理所当然。

    但他们却没有想过，倘若联邦，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对治下人口的总数居然能精确到“+-1”这样的程度，背后所反映的，绝非仅仅是医院上报新生儿数、殡仪馆上报死亡人数之类的例行公事，而是借助网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凭借从终端传感器到核心网巨型计算机的一切手段，将联邦民众置于会恢恢天网之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最起码的，要得到实时的人口数，就意味着对发生在联邦各地的恶性案件，和由此导致的伤亡，有十分精确的把握。

    这件事的难度，实施起来的庞大工作量，绝非寻常。

    正是从一系列新闻、内部资料与网络上的小道消息当中，嗅到了变革的气息，方然才会匆匆着手实施“虚构者”的计划，他意识到，以联邦当局对社会的监控、管控力度，和事态的发展趋势，要凭空造出一份经得住调查的个人资料，难度必定会迅速攀升。

    所以越早着手，越容易成功，不仅如此，将来一旦被同类们调查、甄别，这障眼法的效果也就越好。

    想法大抵如此，接下来，一切本应进行的很顺利。

    但很快，方然就骤然惊觉，他的算盘打得很好、时机却根本就不对。

    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需要的，并非一个背景“干净”的寻常身份，而是各项数据都严格符合自身现状的，与现在的“方然”高度拟合的虚构者。

    因为他要对付的，并非警察，而是无孔不入、不死不休的同类们。

    同类，相比于缉拿人犯的警察，调查起可疑人士的背景资料来，强度，力度，显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点，不需要揣摩同类们的行动方式，身为永生的追寻者，方然自己也一样在为最后的图穷匕见做准备，凭借黑客技术，和多年来对联邦公共部门服务器、内部网络和软件体系的渗透，他对如何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驾轻就熟，清楚的知道要规避这种完全而彻底的调查，难度究竟会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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