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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病毒，现今的医疗手段，无非是在体液里投放各种化合物（譬如抗体），将病毒抓来揉碎；

    或者更激进的，释放具备识别功能的诱导物，直接让被病毒浸染的体细胞凋亡。

    面对如此雷霆手段，一个已经被病毒穿透细胞膜的人体细胞，是命中注定的没救，至多也就是选择退场的方式，仅此而已。

    正因如此，病毒对人体的感染，往往更加隐匿、也更加的难以清除。

    细菌，病毒，凡此种种的微生物，人类的降服手段如此窘迫，却每一天、每一秒都要带着亿万潜在杀手苟活，注定迎来一死的凡人或许可以不在乎，反正时候一到，就得下车，对渴望永生的方然来说，却是莫大的折磨。

    这种感觉，随便身背一只没有数显的定时炸弹，就不难体会得到。

    生命，以联邦公民的几十年寿限，近三成概率因微生物而掉出时间的列车，这还只是眼前；倘若以无限长的生命来衡量，微生物导致恶疾的概率，也会持续上升，直到无限接近于概率意义上的1.0，成为一种必然事件。

    正仿佛身背炸弹，滴答不绝，只要观察无限长的时间，这炸弹就一定会炸响。

    且不说这炸弹还没法拆掉；

    令人抓狂。

    藉由一项续命的新疗法，蓦然惊觉，微生物的威胁令方然不安。

    凭借过往的知识积累，稍加温习，确信现阶段没可能逃避这样的威胁，西历1474年的前几个月里，度过二十岁的年轻人再度关注起生命科学领域。

    他要寻找的，不是眼前的安慰剂，而是一劳永逸解决这种威胁的策略。

    否则，抛开一切艰难险阻，单从无限长生命被疾患终止的概率上，“永不下车”也将变为一纸空谈。

    那到底要怎样解决呢；

    答案，出奇的直白，只是他一开始还未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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