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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部之争均是正常的行政事务斗争，斗争焦点基本上属于吏部业务。虽然很难说斗争双方谁对谁错，但是双方的目的、立场、手段都十分清晰明了，最终的结果也十分温和，不过是主动或被动的罢官、降级。

    （3）外庭政府一方出场人物影响巨大

    由于斗争主要焦点在于吏部业务，因此，外庭政府方面出面的基本上是吏部官员。或者说，吏部官员作为六部九卿之首——天官，代表政府积极主动以自身业务为基点，开展与内阁的权力斗争，表现十分抢眼。此时吏部出场的人物很多将在以后将产生巨大影响，如顾宪成、赵蓝星、高攀龙，均可视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由于他们今后巨大的影响，使得本来较为简单的阁部之争也变得重要起来。

    （4）皇帝作用举足轻重，立场较为明显

    考察阁部之争，可以发现虽然内阁获得了最终胜利，但是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处处挨打。而吏部在斗争过程中积极主动，不但在权力争夺中处处占先，也在朝野上下产生巨大影响，在威势上也是声望日隆。内阁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完全是因为神宗皇帝站在他们一边，频频出手。这一阶段的神宗皇帝也极少留中大臣的奏疏，频频充当最终裁判官，表现十分活跃。

    3、前期党争

    阁部之争后，出现了数年的相对平静。

    万历22年，沈一贯入阁。万历26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沈一贯原籍浙江宁波，在任期间浙江籍官员多依附其门下，如右中允陈之龙、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工科给事中钟兆斗、吏部员外郎贺灿然等，此外蜀人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齐人御史康丕扬等也与沈一贯的相互勾结。

    万历29年，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沈鲤入阁后，也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前期党争，经历楚王案、妖书案、乙巳京察三大战役，最终以双方主帅沈一贯与沈鲤在万历三十四年七月同日免职，各赐路费，驰驿归里而告终。

    这一阶段的斗争产生了新的特点：

    （1）势均力敌，不再以阁部为界

    斗争双方一方是以沈一贯为核心的浙党，一方是以沈鲤为核心的东林党。随着吏部群贤被逐和沈鲤的入阁，斗争双方在内阁中均有阁臣，双方便以阁臣为核心，政府在京各个部门均卷入党争，六部科道表现抢眼。双方在斗争中势均力敌，斗了个旗鼓相当。

    （2）出现了重大案件，斗争深化

    这一阶段，出现了楚王案和妖书案两个重大案件，可以看做斗争手段的升级和斗争层次的深化。和阁部之争中的政务斗争相比，围绕着重大案件的斗争更为激烈和复杂。首先，这类重大案件是非分明，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楚王案中，朱华奎是楚恭王之子即为对，否则即为错；在妖书案中，炮制妖书者即为错。其次，这类案件涉及重大，楚王案涉及楚王是否正宗，这在封建时代是十分重要的；妖书案更是涉及皇家储君，可谓关系国本。正因为两个案件涉及重大又是非分明，因此其处理结果也是即明确又残酷，在妖书案中，疑似主犯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两个案件中均有不少人受到残酷刑罚折磨。可妙就秒在谁也搞不清这两个重大案件的来龙去脉，于是双方围绕案件的过程上下翻飞、勾心斗角，展开激烈的斗争。斗争更加深化、残酷，双方的积怨也更加不可调和。

    （3）皇帝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较为犹豫

    由于案件的重大、复杂和残酷性，万历皇帝较为慎重，多次留中，反映出他的犹豫。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万历皇帝果断拿出霹雳手段，终止案件的继续审理和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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