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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看来电影都是商业化的，纯粹的商业大片不惮与芸芸众生同乐，从不藐视芸芸众生的审美需求，更需要制作者的专业和认真，如果有机会，我不会拒绝拍摄商业电影，这也是用光影跟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

    “最初是什么原因爱上电影的？”

    杜锋拿起竹筒，像喝酒似的呷了一口，说：“我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不爱说话，眼睛也不好使，在阳光下老流泪。别人在外面玩耍，我只能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影，那时我体会到的孤独让我变得早熟，于是，我从电影中拾掇一个又一个故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来北京后，看到眼前匆匆奔走的人，忙忙碌碌，犹如找不到家的动物，四处游荡，我想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而光影能给我一个归宿。再累再苦，只要看一部电影什么都放得下。我爱电影，纯粹的爱。”

    杜锋像一个孩子，笑得天真烂漫。

    他的话朴实无华却饱含着情怀和生存的哲理，不是吗？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寻找着，寻找另一半，寻找灵魂归宿，寻找被自己丢掉的理想和信念，最不装的答案是我们都在寻找票子，过更爽的生活。

    可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快挂掉之前才发现自己拥有的一切全他妈的不是自己想要寻找的，进棺材时死不瞑目。

    北京这样的地方，寻找中的人更多，至于是否能找到，全看个人造化。

    我问杜锋他下一部电影是关于什么。他说计划拍一部都市年轻人生活的现实主义电影。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不知疲倦，从电影到生活，从历史到文学，无所不聊，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并表示以后多联系交流。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将采访稿整理成文字，并写了一篇题为《世界的弃儿——光影世界的拾荒者》的文章，发给杜锋确认，他阅后说写到心坎里了，太棒了。

    采访稿和文章在《潮》上刊登后，被多家专业的电影媒体转载，甚至有电影杂志的主编找我签劳动合同。我说我还没毕业，实习可以，签劳动合同这事要从长计议。

    偶尔跟着贺飞或杜锋参加一些文艺界人士的聚会，逐渐发现以前想象的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单纯。

    北京包容开放又喧哗躁动，空手套白狼的人太多，相互利用、尔虞我诈、阴奉阳违，已成家常便饭。

    这是一个解构和速朽的时代，没有永恒的价值和道理，以前看似崇高的事物瞬间可能满身污垢、粉身碎骨，变得一文不名。

    我知道不干净的不是文艺圈，而是人，但不会因为虚假泛滥就不相信真诚的存在，不会因为有肮脏卑微的人便否定世界的干净和崇高。

    我只需洁身自好，寻找我觊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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