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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四年五月，“诏淮南帅臣兼营田使，守令以下兼管营田”。同年，浙西安抚使沈晦建议实行军屯，“令镇江、建康、太平（今当涂县）、池（今贵池市）、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合击……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战士三千，参用昭义步兵法”。

    绍兴五年，邵彪指出：“淮南人户逃窜，良田沃土，悉为茂草”；十二月，命两淮等地帅府参谋官一员，提点屯田。绍兴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岳飞、吴阶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采宀，及王弗皆言屯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

    当樊宾、王弗主管江淮屯田时，都督府制定十二项规定，其中有一项特别强调“不得强行差抑”。这显然是反映了当时确实存在着“强行差抑”的客观事实。这十二条规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逐县种及五十顷已上，侯岁终比较，以附近十县为率，取最多三县，令尉各减二年磨勘。其最少并有闲田不为措置召人承佃者，并申取朝廷指挥，知通计管下比较赏罚”；“收成日，于官中收到课子内，以十分以率，支三厘充县令尉添支，职田仍均给”；“其县令尉能广行劝诱，致请佃之人渐多，当议推赏”。

    此后，南宋继续颁布过一些类似的规定。

    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朝廷根据屯田数额及请佃人数多寡，决定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赏罚，同时，所收租课十分之中有三厘归县令尉所有。这项措施原是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这些规定反而促使地方官“虚报顷亩”和“强行差抑”人户耕种，并尽量加重佃户负担，增加租课额，以利于地方政府官员达到骗取奖赏中饱私囊的目的。

    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颁布的敕文中提出：“勘会淮南等路营田，本欲招集流亡，垦辟旷土，州县闻有希赏，颇为欺弊，虽以招诱为名，其实抑配民户耕种，循袭为例”6。绍兴二十年，庐州知州吴逵上报朝廷，要求营田官庄“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绍兴二十一年，池州知州黄子游讲：“青阳县留税多于诸县，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阳县每亩上等田三斗，贵池县四升。建德县四升七合，东流县六升之类是也。一州之内而轻重不同如此”。

    绍兴二十二年，魏安行从滁州还朝，向宋高宗报告：“陛下轸念两淮，岁岁展免，每田一亩，止收课子五升，然州县不能尽承德意，取于民者，正数之外，每斛加六七斗，多者往往数倍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宋高宗命令凡愿离开部队的军士去种田的，每人给江淮荒田百亩。

    绍兴二十九年，蕲州知州宋晓说：“两淮营田，募民而耕之，官给其种，民输其租，始非不善，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

    薛季宣的《与虞丞相书四》提到设置二十八庄于蕲、黄之间，“所费亦幸无几，饥民赖于合济，而盗贼少，旷土得以少辟，而垦田颇增”。

    他在《与虞丞相书五》中也说：“官庄既已讫事，流移渐次安贴”。之后，他又在答《沈县尉书》中指出：“过合肥（今合肥市），修筑三十六圩之旧，齐安置官庄二十二区，来者哺以路粮，至者处以庐舍、牛具之给、种粮之赐”。

    宋晓进而论述了两淮地区营田的附种问题，他说：“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而有司拘种斛之数，每遇逃移，必均责邻里，谓之附种。近年以来，逋年者众，有司以旧数岁督其子利，致子孙邻里俱受其害。牛十年之后则不堪耕，今给于民者二十有三载矣，一牛之毙，则偿于官，况连岁牛疫而不免输租，收牛之家逋亡而责邻里代输”。

    接着又有漕司龚涛等言：“舒、蕲州一十县，多将虚数抑勒人户给散官牛分租种子。令于自己田内种莳，以纳子利，谓之附种。年数既深，牛已死损，而虚数不除。又县官希赏，虚升开垦数目，却于人户自行科纳，以致积年拖欠，因而科扰，实如宋晓所奏”。

    绍兴三十一年，中书门下省报告：“两淮诸郡营田官庄佃户数少，因多荒废。州县遂将营田稻子分给与民，秋成则计所给种子而收其实，谓之附种。岁月既久，民业有升降，而其数不减”。从宋晓、龚涛及中书门下省的记述，可知所谓“附种”，实质上是对营田地区附近农户一种无偿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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