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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

    《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志》共有十五志（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艺文），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仅次于《列传》，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食货志》、《兵志》亦编得好，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

    《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只不过从《宋史》的创作时间来看，当其时元朝已经逐渐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

    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

    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

    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元丞相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了反抗的火焰。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

    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从这些情况来看，《宋史》采用“金匮之盟”的说法，事实上很有可能是有政治含义在内。

    比如说元朝灭亡宋朝，是天命所归，而元朝正好是长生天所庇护的存在云云。

    而更重要的一点，以元朝的情况来看，其在两百多年之后才正式修订《宋史》，其部分内容可信程度，实在有问题。

    ……

    而“金匮之盟”最大的疑点就在于为何在赵匡义在即位六年之后才公诸于众？

    很有可能这是赵匡义其对自己臣民对于其登基已久，是否还有其他想法的一种试探。

    在明面上，赵匡义得到的似乎是他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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