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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崇祯九年的夏季里，关外发生了震惊整个大明朝廷的大事。

    事由发生在崇祯八年九月初六，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率众归附皇太极，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为此，皇太极特率众贝勒迎至盛京城外南冈，设香案拜天受之。

    有了传国玉玺在手，自然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整个关外欢腾雀跃，皇太极被漠南蒙古部落奉为博格达·彻辰汗，又称天聪汗。崇祯九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四月乙酉十一日，在盛京举行登极大典，正式祭告天地，却掉“大汗”而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历代新兴的封建势力，先期的政治不无清明，文武上下无不锐意进取。皇太极此人雄才大略，可谓人中枭雄也！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皇太极前后几年早有一系列政策颁布，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停王贝勒领部院事”，独主政务。又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

    其中，在天聪三年他就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他极力学习汉族文化，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

    对内，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早在天聪六年正月，他就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

    对于人心方面，天聪七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在皇太极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

    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

    这些明廷降将作为大明官军时，战斗力极其低迷，凡逢战事可谓是屡战屡败。但是他们自从投靠了后金后，那战斗力可谓飙升，对上以往旧东家时如狼似虎，锐不可当。皇太极这收买人心的政策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以至于让这些汉奸人人用命，奋不顾死。

    民政上，皇太极称帝后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又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

    皇太极早年在继承大汗之初时，治下内部有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后来，后金又两次入关掳掠了无数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皇太极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他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明确规定“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

    皇太极屡次谕其臣下，对于“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把故意扰害汉人的行为视为“隳坏基业”。并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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