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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七七八八各种事情等着他去处理，邓州刺史的案头上堆积如小山般的各类文书。有下面郡县上报的各类工程，哪里需要架桥修路，哪里又需要开渠灌溉，如此等等，总之多半都是开口向州里要钱。此外一大部分文书都是一些官司诉讼。古代无论县官还是州官，除了行政职能外，还兼有司法职能，身兼“市长”和“法官”两职。但是显然，朱温哪个职位都没上心，他在邓州这几个月，除了聚敛，就是征兵，别的事几乎没干。

    张寻可是把邓州当成了自己的“自留地儿”。虽然朱温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他却不能任其烂下去。每件事他都详细过目，谨慎处理。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否则千头万绪，纵有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

    于是一纸公-文，调向城县令史谦来州城，升其为“邓州别驾”，相当于“副刺史”。史谦治理向城的成绩有目共睹，能力深得张寻认可。民政方面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他。此外还要给史谦配个副手，便任命掌书记曾慎远为邓州长史。虞候吴铁盐也被从军队调入州城，担任判官一职，为张寻分担断案及监察县吏等事务。

    几个主要的官职任免完毕，其余各曹判司，典史等小吏，还需要至少几十人。这些人就很难再通过“内部挖潜”获得了。张寻手下毕竟都是武人，虽然在所谓的“教导型”军队中，老兵都已粗通文墨，但距离州府“公务员”的要求差距还是很大。

    张寻决定通过“招聘”来解决人才缺口。他让手下找来一大张红纸，在上面亲笔题就“招贤纳士”四个大字。穿越这么久，他没事就练毛笔字，如今也写得像模像样了。

    招贤榜详细写明招聘职位、人数，以及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如年龄、精通哪些科目、读过哪些经典等等。刚刚挂出不久，榜前就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公开招聘政府官员，这事在邓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都觉得十分新鲜。

    在唐朝，政府主要官员都是朝廷委派，而办事小吏则由朝廷任命的官员自行任命。这中间的过程和依据，普通百姓根本难以窥探。因此总给人一种神秘感。如今就这样赤裸裸的摆在所有人面前，怎能不让人觉得新奇兴奋？

    实际上，在唐代，刺史上任之初都跟张寻一样，要组建自己的班底。而选任下属的过程，一般都是采用“用熟不用生”的原则。或直接任用自己的老部下、老相识，或任用朋友推荐的人选。比如大文豪韩愈，就曾为诗人孟郊引荐过工作。诗圣杜甫，也是在旧友严武的举荐下，才有机会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当时人也并不以靠“关系”获得任用为耻，反而认为这种广泛的交际，恰恰证明了自己的本事。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一把手自组班底的形式，反而能避免很多滥竽充数的“关系户”的存在。因为这些编外的幕僚属吏，朝廷是不发薪俸的。一把手无论招多少人，都是自掏腰包。这些官僚有点像今天的私企老板，都想以最少的钱，招到最有能力的人才。求贤若渴并不是一句空话。

    其实，张寻又何尝不希望有人为他推荐些人才呢？无奈他在大唐，既无故旧，又无亲朋。实在是人脉匮乏，因此不得已才出此公开招募的“下策”。

    招贤榜一出，勇于自荐者也是大有人在。短短几天时间就有二三百人应征。张寻虽然百忙，也要抽出时间亲自面试每一个应征者。在人才选拔上，他不想假手于人。毕竟处于创业初期，今天的每一个最不起眼的手下，日后也可能会担任极为重要的职务。对于这些“原始股”，每一个都不能马虎。最起码张寻要亲把两道关：一是人品怎么样。二是价值观跟张寻是否一致。能力高低，反而是其次。

    如何考验应征者的人品，张寻自己也没经验。起初他会问应征者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贵易交，富易妻”这句话？如何评价帝舜的孝道？“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是什么意思？如此种种。后来他才发现，问这些问题就好比问卖水果的小贩，水果甜不甜一样，根本就是在考验对方的智商。稍微机灵点的应征者，都会说得头头是道，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道德品质上几无瑕疵的人。后来张寻也学聪明了，他会忽然问：令尊的生日是哪一天？

    他才发现，那些刚刚长篇大论称颂过帝舜至孝的人，竟然连自己双亲的生日都不记得。这显然是心口不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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