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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吴、越、蜀相比，楚王名的华夏特征相对显著，多见“熊单名”的形式。

    而战国时期楚国的普通人名，与楚王名一样，大多数为华夏式的“姓名”形式，单名、双名均有，而单名占据主导。

    楚秦之际，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和新县制的推广，南方的编户化进一步加强。其人名的记录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华夏式姓名，一种则仅称名。

    其中：户人名均为“姓单名”，举例如下：蛮强、黄得、彭奄、宋午、李獾。每户内的母、妻和子女仅称名而无姓。

    侍约者人名的记录形式是“姓名”，单名、双名均有：如载翁仲、王翁季、杨公子、陶仲、姚季、张苍、陈黑。

    随着秦汉帝国南方统治的推进，人名状态会进一步朝着“姓名”的华夏化方向过渡。在人名用字上，一些明显带有南方土著色彩的用字会逐渐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上层人名的变化会早于一般的编户民。

    三、晋宋之际上层双名的兴起及其意义

    西汉末至东汉，上层人名的制名习惯经历了一个单名化的过程。这种单名习惯经由户籍编制等途径，对某些地区的编户人名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人名使用习惯自东晋后期开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上层的单名习惯开始被突破，进入南朝后，双名比重则逐渐增大，形成单名、双名并行使用的状态。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上层“去二名”的文化观念，为何会在晋宋之际逐渐消退？这与底层单名、双名并存的制名习惯有无关系？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人名中双名的兴起，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多以“单名之”的方式构成双名。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很早就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不过，单纯从文字角度来说，“之”则是一个虚字，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性字义。正由于此点，使用时也常常会省略这个字，只以单名相称。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在上层双名兴起的过程中，虚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

    陈垣指出：“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

    这就说明，之、道、昙、僧、灵等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由此可以认为，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

    问题是，为何要增加这类无实际功能的虚字呢？

    这可能要考虑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

    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与此同时，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

    如司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练儿，其子子卿小名乌熊。此外，还可以举出镇恶、桃枝、道民、灵宝、法生、法真、蛮奴、客儿、蟠龙、社客等小名。

    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灵宝，驱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镇恶。在小名使用上，士族与普通民众看不出明显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社会中，这类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从性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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