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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单名与双名（摘节）——【某西觉得这个考据挺有趣，士族命名其实就经历了一个单名到双名的过程，在的世家中，很多还是使用单名的，当然双名的也有，子孙太多，不用双名不行呀】

    在现代社会中，姓、名共同构成一项人群标记符号。

    但姓与名实际是有区分的。

    名的使用要早于姓，两者组合是一种后起的文化习惯。在不同的文化体中，人名的使用大都有其特定规则。具体到古代中国而言，春秋战国以降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稳定的华夏式姓名习惯，即“姓（氏）名”。这种用汉字标记的姓名系统，包含丰富的尊卑、统属等观念，具有华夏文化标签的作用。在华夏国家向周边扩展其势力的过程中，这种文化标签也会随之扩散到周边地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人群对华夏式姓名的接受和使用，意味着文化同化和变异的发生。

    一、单名与双名

    由于和存世汉魏石刻中显著的单名色彩，人们通常认为东汉三国是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

    一般认为，东汉三国时期的单名习惯肇始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去二名”诏书。这年春天，皇帝下诏称自己的“箕子”之名不“合于古制”，故“去二名”，改为单名“衍”。

    于是，东汉人名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官吏和知识阶层的确遵循着“单名字”的制名习惯，但对一般民众而言，单名、双名仍并行使用。

    东汉一般民众制名具有单双名混杂特征，显示出民间制名习惯的延续性。

    概括来说，西汉人名中的双名主要有两种形式：（1）两个字连用，共同构成一种表达。常见的如延寿、汉昌、利家、延年、长寿；（2）由一个实字和一个虚字构成。虚字使用有一定规律，主要有子、之、元等语气助词，表示排行的伯、仲、季、叔、末，表示美德的忠、信等。以上两种形式的双名，在西汉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这就提醒我们，观察两汉制名习惯的变化，要注意区分不同层次的人群。

    事实上，东汉为单名时代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正史列传人物和官吏、知识阶层的碑石题名。这些史料中呈现的“单名字”整齐形式，其实是社会上层的文化习惯。与此同时，底层民众不仅一般无“字”，对单名、双名也并没有明确区分。换言之，“单名字”体现了一种身份。

    上层人名的单名化趋势，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汉昭宣以后儒学理念的渗透。儒家很早就有“二名非礼”的观念。这种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避讳问题，会随着儒学的渗透而逐渐在儒生、官吏阶层扩展，导致上层人名中单名的流行。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元始诏书，就可以理解所谓“二名”之禁，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已。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仍然是单名、双名并存。这种制名习惯上的明显差异，显示出“大传统”对“小传统”影响的有限性。

    二、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与单名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人名仍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以吴王名和越王名为例，会发现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定用字，如吴王名中的“余”字（余乔疑吾、余祭、余昧），越王名中的“无”（无余、无彊、无皞）和“不”字（不寿、不扬），以及共有的“夫”字（夫差、夫康）。

    蜀地的早期王族人名则属于另外一种形态，如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葭萌等。这些人名与吴越王名一样均无姓。从命名方式上看，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名多与动植物名有关，也可能是其部族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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