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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堂正中央的设施叫“暧阁”，是专门为知县审理案件设的公堂，暧阁的正中央放着三尺公案，公案上面放着审案用的文房四宝和红绿头签。绿头签是捕签，用来捕人的；红头签是刑签，是下令动刑的。

    在大堂三尺公案座椅后面是一个屏风，屏风上面绘着“海水潮日图”寓意为官者要明如日月，清似海水；图上的飞鸟叫“白鹇鸟”，是正五品官的标志，过去一般的县设的是七品县令，不设暧阁，而郦城县过去统管的辖区较大，因而级别相对较高，知县一般为从五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厅待遇。

    旧时，县衙大堂中，知县审案的时候，是由东侧走上暧阁，然后原被告才能被带上来，跪在堂前的跪石上，东边正方形的为原告石，西边长方形的为被告石，因为在有的案件中涉及有同案犯，所以大堂中的被告石比原告石要长一些。

    县衙大堂后面为门子房。守卫门子房的人叫“门子”，也就是看门的人，门子一般是由知县的亲属或亲近的人担当，实际上他们是官员手足耳目的延伸，是官与民信息沟通的惟一途径。对老百姓来说，不论是告状还是办事，最先接触的就是衙门里看门的门子，于是他们中的一些奸滑者便利用职务之便索取贿赂，时间一长，“门子”逐渐变成了“门路”的意思。就像人们常说的“走门子”、“走门路”之类的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又因为门子房设在县衙大堂后面，所以后来也把“走门子”称作“走后门”。

    门子房后面有一个屏门，大家穿过屏门，便进入二堂，这里是知县调解处理一般案件的地方。堂前抱柱上也有一副对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要求为官者即要做到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又要做到对证据不足存疑问者要慎重对待，从轻发落，避免冤枉好人。这副对联用到“亲、故、重、轻”四个字，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为官者的执法思想，平仄顺畅，恩威并施。

    二堂正中悬挂一块匾额，上书“琴治堂”三个字，岳浩瀚站在匾额下仰头看了一会，扭头问站在身边的章海明，道：“章老师，我不明白‘琴治’这两个字做何解释？”

    章海明道：“这里的“琴治”应该是引用了《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宓子践在任单父县令时，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轻轻松松地把单父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任，县令巫马期却整天奔波于民间，凡事都要亲自去做，他便去问宓子践这其中的缘故。宓子践就告诉他说，我是重于用人，你是重于出力，用人者安逸，出力者当然劳累，后来的人们就用“琴治”来比喻鸣琴而治，以此来称颂为官者知人善任、政简事轻。”

    岳浩瀚笑了下，说：“看来把这二堂叫‘琴治堂’，是地方官们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用人之道能够与宓子践相比，有点自我标榜的意味啊。”

    章海明笑着说：“我道是觉得宓子践的重于用人这个观点很值得借鉴啊，浩瀚，你将来要是当主要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向宓子践学习，重在用人，力求达到‘琴治’的效果。”

    在二堂靠墙的地方放置的是型具。东侧放着笞杖，即打板子时用的竹板子。西侧放有夹棍、拶子，拶子是清朝时审讯女犯人专夹手指的型具。夹棍这种型具始于宋代，俗称“三木之刑”，专夹小腿，适用于一些证据确凿却拒不吐实情的男性案犯。

    一行人出了二堂，到了后面便是夫子院，也就是师爷办公的地方。过去的师爷是由主人自己聘请或从家乡带来，他们与主人之间是非常亲密而平等的宾主或朋友关系，属知县慕僚，帮助知县参政议事，大多是一些有知识、有才华的人，所以包括知县在内都尊称他们为“老夫子”，而他们办公的院子就称为夫子院了。

    夫子院院内有一棵元代时期栽植的桂花树，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桂花树的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南天竺，取“竺”和“桂”的谐音为主贵，意思为一般的庶民百姓不能轻易进来，只有达官贵人方可到此。

    出了夫子院，再向后走，便到了三堂，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的地方，如果案件涉及机密的话，也是在这里审理。另外，在三堂的左右还有一个跨院，称为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家眷饮食起居的地方。三堂后面有后花园，是供其赏心悦目和回避政事的地方。

    大家站在三堂门口观看，三堂屋檐下一块匾额上书“三省堂”三个漆金大字，前面两个抱柱上写着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傅荣生站着仔细地看了看对联，说，不容易啊，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够这样认识到，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辨证关系很不简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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