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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谕纳闷道：“聘任数学讲师，和语言学家有什么关系？”

    “很庆幸他们没有因为战争，而选择敌对德国的科学界。”普朗克说。

    李谕笑道：“那就换人吧。”

    “战争之前，他一直放任自流，不能安心从事一项高尚的职业，我一直责怪他。直到他参军入伍，在一场欧洲试图摧毁自身文明的战争中死去。

    简要表达就是：“9+9”。

    李谕只能找点好事情让他开心一下：“在法国和英国时，我与科学界有很多联络，其中有诺贝尔奖提名资格的几位，都愿意把提名给予教授您。”

    “在的，我们去看望一下。见到你，他或许会开心一点。”爱因斯坦说。

    普朗克的痛苦还没结束，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死去姐姐的丈夫，没想到今年年底也因难产而死。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他的眼神中重新有了光彩，因为他很清楚，想重振德国的声望，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

    到地方后，他们都有点气喘吁吁，爱因斯坦说：“现在找一辆车很难，加油也是问题，好在自行车足够省钱。”

    “没有战争，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价值；现在我知道了他的价值，但我必须失去他。”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唯独李谕感觉有点头大，这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爱因斯坦说：“还好有人懂得相对论的意义，不然德国科学院在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力再派出一支考察队。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毁了，我所居住的公寓电梯无法运转，取暖更是问题，整个冬天在瑟瑟发抖中度过。科学院怎么可能还有钱支持远洋考察。”

    （比如30=2x3x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他骑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住：“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消耗掉了今天所有的进食。”

    普朗克说：“我在做自我开导，我明白，我们没有权利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好事；不幸是人的自然状态，但不是不可避免的状态。人世间有许多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方式来决定的。所以即便历尽苦难，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们的职责上，去工作，去向最亲爱的人表明他们的爱，这种爱就像他们自己所愿意体验到的那么多。”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哥德巴赫猜想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名气太大，就简要说几个关键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强哥德巴赫猜想”显然要难得多，它如果成立，“弱哥德巴赫猜想”自然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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