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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试，也称为春试，即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于次年春初参加“省试”，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故又称“春试”。所谓“省试”是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实为礼部所主持。

    “贡生”到京后，要向礼部报到，写明家状、年令、籍贯及参加科举次数，取得省试考试资格。试前礼部先发一“都榜”，亦称“混榜”，也就是座次表。省试考试之日，考生到达贡院后依次就座，锁院，考生不得离开，食宿其间。知举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以向出题人提出，出题人则须详细解答。考试完毕后，开门放考生出院，试卷入柜。另外还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带入，除官员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

    省试考四场：第一场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连考三天，中途不能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评卷分初阅、复阅两次。成绩合格者，由尚书省张榜公布，第一名称“省元”。落第者可以诉请复试一次。

    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本朝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从此，省试与殿试的名次，才有了区别，同时也出现了“省元”和“状元”的名称。取士大权进一步为朝廷掌握。

    本朝中期之后，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本朝殿试，一般分为五甲。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成绩出来后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

    殿试的内容，太祖时仅考诗赋，太宗时加试论一道。神宗熙宁三年，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又加试律义、断案。哲宗元祐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

    绍圣二年后，朝廷贡举考试的内容分为经义、策论两大部分，不考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士。

    经义是从《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经书中断章取义来考，试经义就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如嘉祐二年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

    试策相当于问答，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

    绍圣元年刚开科取士，离下次大考还有一两年的时间，凭着他两世为人的知识和阅历，凭着他重生前靠刷题考上大学的恐怖经历，武植再准备个一两年，进士及第应该没有问题。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不管是蚍蜉撼树也好，还是螳臂当车也罢，他无论如何都要去博一把，搏杀出一个朗朗乾坤来。

    下定决心后，武植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不再有了先前的惶恐不安，随手拿起一本《礼记》阅读起来。

    晚上在一起吃饭时，武植郑重的提出，准备明年就去参加大考。武修、凤娘听罢，都为他感到高兴，毕竟振兴武家家业的重担就压在他身上，看到他这么有勇气和信心，自然是喜上眉梢了。

    第二天，武植起了个早，刷牙洗脸吃早餐，然后他带上小娥，架上牛车就赶往清河县县城。

    为什么要去县城？因为经过询问得知，清河县县城才有蹴鞠（足球）卖！他要买一个蹴鞠来强化练习。他现在怀里就兜着跟凤娘要来的一百文钱用作买资。

    清河县县城离武家那村不过十几里路，架着牛车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城门口。城门耸立，城头上“清河”两个大字映入眼前，只见城门口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城门口有两个皂吏正无精打采的看着人们进出，时而象征性的盘查一下，武植和小娥看起来还像小孩，城门皂吏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就给他们放行。

    进入门洞，街市中，一片热闹喧嚣的繁华景象就铺展在他们的眼前，凭着记忆，而且小娥显然也来过县城，两人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售卖蹴鞠的摊位，一排排各式蹴鞠就收入了武植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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