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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新理论，并不意味着原本的理论必须抛弃。在模仿波斯的时候，罗马人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直到现在，这里都有着十分浓厚的、罗马特有的文化气息。

    相反，郭康怀疑，这种强烈的“取代”和“逆反”意识，就是蛮族独有的文化。尤其是新教化之后，可以说非常明显。

    很多在后世被鼓吹的习俗，之所以受到推崇，不是因为其本身有某种能力，能给众人带来好处，而是因为它反对原有的教会规则，因此才被称为“先进”。

    有些男人喜欢小男孩。这种现象，在亚欧大陆上极其普遍，在很多文明里，人们既不把它当做荣耀，也不会当做耻辱。找个波斯人或者希腊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宗教组织反对这种行为，所以，后世的人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对其进行鼓吹，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哪怕教会内部，其实根本管不住这种爱好，从古到今都在不断爆出丑闻，持“现代意识”的人也不把他们当做同好。

    这其实不难理解。整个新教运动，或者说“誓反教”运动，就是对以往教会的反对。他们其实没有多少理论创新，基本上就只是把原来的一众理论，给直接转了180度，然后使用。教派的核心，不是创造新的教义，而是反对原有的教义。

    因为这种习惯，不但在面对公教和正教的时候是如此表现，新教内部，也在不断发生这种反转。更新的新教，会全盘否定之前的老新教，然后这么不断转下去。

    当年教义最极端，就是老一代的新教——他们鼓吹原教旨，反对公教的腐化现象，因此直接把极端性拉满了。

    而新一代新教，并不是把这种极端性归零，而是直接跳到对立的极端——他们像是报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见，结果，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中间来回跳。

    现在想想，这可能是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病根。罗马帝国也好，后来的教会也好，形成的“纲常”，或者说作为共识的社会规范，涵盖范围太狭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后来的蛮族，在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想脱离窠臼都不容易。对他们来说，就更加如此了。蛮族们其实无论怎么横跳，也跳不出教会当年开拓出的范畴。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特例。郭康也是看着塞里斯人捣鼓来捣鼓去，结果怎么都摆脱不了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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