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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亿元。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发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发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超常规增长。但是，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

    过分地追求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的结构必然发生扭曲，政府会偏离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经济学界热衷议论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就是增长主义的产物，而这种竞争展开的前提就是官员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后果，在拆迁、征地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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