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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昱的脑中还有一份当时的数据，那时候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径也仅仅持平；工商税收14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税10%，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5.1%，上半年达到14%，比1992年gdp增长12.8%高出不少。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失衡，全国生产增长速度很高，而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总理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延山副总理的高度重视。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早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来，也没有人去挑这个担子。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前世的时候，是在1993年7月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00多亿元，今年预计1000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不过这一世的情况显然有所改变，因为骗税案的发生，促使朱延山副总理关于税制改革大变动的提前发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具体的流程，开始了与地方上边的谈判，开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财政为何穷迫到了这个地步？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些东西，这份税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不过很显然，前世之时唐昱在社科院里边接触到的东西被完备，到了2000年后，随着某些分析软件和数学建模的出现，很好的分析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财政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具体来说，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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