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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后三国时期的局势混乱，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这个时期的乱并不是那种人人争相称孤道寡、彼此交战不休的混乱，而是那种以为局面将要平定、却又陡生大乱，以为局面将要崩溃、却又颤颤巍巍的稳了下来。所谓的政治智慧，所谓的历事经验，在这种意外频生、似乱似定的局势下完全丧失了作用。

    北朝因六镇兵变而分裂，南朝在老舵手萧老菩萨的掌控下看似平稳，一场侯景之乱将整个南梁干的稀碎。东魏对西魏原本是优势明显的碾压局，生生被高欢玩成了长期对峙。西魏起于艰难，好不容易稳定了局面，一场邙山之战输个精光，却又不想绝处逢生，通过府兵制完成了内部的协和。

    南朝一场大乱下来，江陵萧绎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转头竟被西魏攻破都畿。西魏趁着南朝战乱，先复汉中、又取巴蜀，直至夺取江陵，可谓是收获满满，一扫邙山之战后的颓态，结果却又爆发出了一个内外失和的危机！

    这个世界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出现绝对的赢家，每一次看似风光的胜利之后必然要爆发出新的纷乱。

    就比如北齐刚刚凭着雄厚的国力痛击库莫奚与契丹，就连草原新的霸主突厥都遭到重创、直叹英雄天子，转头却又被受其庇护的柔然所背刺。在将柔然这白眼狼狠狠教训一通后，回师的齐主高洋却要面对淮南重镇接连失守的局面。

    九月时，齐主高洋亲至河洛，欲与西魏交战。然而西魏国中对此不予理会，高洋只能着令增筑数城而后班师返回晋阳。

    此番出征虽然对外无果，对内却是收获不小，开国伊始便得册封为王的几位元勋大将淡出行伍，军权过渡到了齐主高洋的几个弟弟以及高岳、段韶这种近亲关系的大臣手中，当然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了高洋手中。

    随着立国以来对外的几场战事，再加上内部人事秩序的调整，如今的高洋终于大权在揽，不复立国初年德不配位的窘迫处境。

    回到晋阳后没有待多久，高洋便又下令召集国中工匠毕集于晋阳，拆毁晋阳旧宫、另造新宫。至于他自己，则又率领文武群臣和大队人马返回邺城主持国事。

    就在高洋抵达邺城之后不久，南面便传来西魏大军南出武关、进攻江陵的消息。

    高洋得知此事后自是大怒不已，他之前还在河洛之间叫嚣一番却不得回应，本以为西魏乃是懦弱胆怯，却被想到对方是在酝酿别的作战计划，对他的挑衅则就完全的视而不见。这种被人忽略无视的感觉，自然让高洋羞恼至极。

    「狗胆羌贼，本以为是畏强避战，没想到仍是贼性猖獗，以关山为阻不与我战，趁其地利要袭取弱小，当真可恨！」

    高洋一边大声咒骂着西魏欺软怕硬的行径，一边又向众臣询问计策：「今黑獭恃其险关难克、下取荆襄，梁国主昏臣弱，恐是难敌。若为其得拥梁地，贼势更壮，尔等有何计略阻之？」

    久事淮南的吏部尚书辛术入前进言道：「旧者侯景作乱江南之际，江北淮南之土多为我拥，唯义阳一角仍为羌人李伯山所据。前者李伯山伙同梁将进袭淮南诸镇，如今再思，原来下文竟然在此！梁国下游军将失恭于我国，而李伯山所部魏军则扼守合肥，我纵有奔救之意，与江南梁军也有失协调。

    李伯山，虎将也，其既得据雄城，破之甚难，若可集结大军于淮北，攻其义阳，失之进退失据。退路既塞，孤城难守，待其拥众西去，则可复我合肥。梁国既遭进攻，下游诸军则必群情惊疑，届时据于合肥再加剿抚，想能事半功倍，全我淮南之势。」

    辛术话音刚落，不久前才从淮南无功而返的段韶便开口说道：「辛尚书久知淮南军政，所论自有道理。先将贼将李伯山逐走而后剿抚梁国群徒，先难

    后易、渐入佳境。然则羌贼今已先发，我宜从速追之，如若义阳艰难不克，则必诸军久顿无功。届时荆襄局面如何，未可料也！

    先难后易，不如先易后难，梁国诸军本就不相协和、各自为政，如今国都遭受攻袭，必然群情惊疑。我国自可恩威并施，先遣使书喻梁国太尉王僧辩，着其告令梁国陈霸先交还广陵，同时大军南去广陵。收复广陵之后，梁国诸将欲救其君，则必仰我势。

    届时再观上游，江陵存则救之，江陵不存则可招抚梁国诸将为我所用，共制羌贼。况且，李伯山久处荆襄，贼之拓地东南概其所功，今者进图江陵，其人又怎会甘心置身事外？江陵之与合肥，孰轻孰重？舍大而就小，能无隐情？迫之过急，或非良策！」

    高洋在听到这两个思路后也是权衡一番，很快便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两策并行，先使河东王潘乐率军两万南下进据悬瓠，兵锋直指义阳。同时又派遣使者南去建康，勒令王僧辩归还广陵城。再以清河王高岳与段韶一同统军五万，直赴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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