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蚕丝业改良(充字数的)-《一个人的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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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生教授著

    内容提要:蚕丝业在中国历史上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但长期以来属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技术、设备、管理均陈旧简陋。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中国蚕丝业开始了改良革新的艰难历程。到清朝末年,蚕丝业教育体系的形成,蚕丝业研究机构的设立,蚕丝业官方管理机构和民间协调组织的出现,以及制种、栽桑、养蚕、剿丝等领域新气象的呈现,标志着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蚕丝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蚕丝业以独特的功能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纤细柔软的蚕丝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支柱。略览史籍,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蚕丝闪烁的光彩:乡村农户以养蚕织绸而安身立命,诗人骚客以咏蚕喻丝而抒发情怀,达官显贵以生丝绢帛而折税抵赋,天朝上国以鬻丝输绸而怀柔域外,等等。蚕丝业构成了社会生活众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长期以来蚕丝业生产一直属于农民的家庭副业,技术上陈陈相因,设备上简陋粗糙,从栽桑、制种到养蚕、剿丝,既无专业化生产,也无系统的经营管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生丝出口外销的急剧增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东渐而来,以及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日趋紧迫,古老的中国蚕丝业面临着挑战,开始了自我革新的艰难历程,经过一系列的改良,逐步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一

    自古以来,丝货是我国最重要的输出物品之一,一直垄断着国际市场,久为各国商人争相采购,从中牟取暴利。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西交通艰险,以及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中国生丝出口虽受外国欢迎却数量有限,年出口量最多时也没超过**千担[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出口量急剧上升。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生丝每年出口量超过1万担[2]。出口量的急剧膨涨,刺激了各地蚕丝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浙江、江苏、广东、四川这著名的四大蚕区蒸蒸日上,而且其他省份的蚕丝业,如山东、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直隶、陕西等地也急起直追,就连我国僻远的北疆南陲,如新疆、甘肃、广西、台湾也闻风而起。老蚕区焕发青春,新蚕区应运而生,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中国蚕丝业生产日趋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中国土法剿制的生丝,粗细不匀,胶质坚硬,运销欧美后需要经过再剿才能适用于机器织绸业。随着生丝外贸的不断扩大,这一严重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引人注目。在当时众多品种的出口生丝当中,以湖州辑里丝最为有名,其特点是“富于拉力,色泽洁白,丝身柔润”,但由于土法生产,没有固定的条份和品质标准,因而它的缺点“亦所难免,条份不准,匀度不及是已。此实为其致命伤。·······今日销美厂丝,匀度都须在八十分以上,而辑里丝之匀度,至多不过四十至五十分之间耳,········不适用于机器生产。”[8]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里昂丝商协会致函上海商会,指出华丝在同一包装内品质不一,不匀不洁,难于操作,许多名牌丝已失去了信誉。同时,美国丝商协会将中国生丝掺杂的情况报告给该国政府。上海商会也为华丝品质下降而通报中外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生丝的缺点是剿制粗糙,包装混杂,复摇丝和沾丝中用糖油等杂物增加重量。欧洲以为中国丝条纹太粗,改用棉花代替。美国对复摇丝的品质杂、损耗大颇有意见”,并发出警告:“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4]

    就在中国蚕丝业生产抱残守缺,徘徊不前,甚至产品质量有所下降的时候,国际上一些蚕丝业原来并不发达的国家开始注意进行改良。早在中世纪,意大利就发明了“拈丝”的工序,即把丝拈成股以便可以经得住纺机的拉力。18世纪初,这种技术传到英国,并被广泛使用[5]。1828年,法国“发明共?制丝器械,使里昂积丝业一异彩”[6]。19世纪中叶,一场灾难性的微粒子蚕病蔓延欧洲,使意大利、法国这两个欧洲主要产丝国遭到空前打击。这场厄运促使欧洲科学家苦心研讨应策良方。不久,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通过显微镜找到病源,发明了防治方法,并由此而诞生了“微生物学”这门新型的科学。同时,意法开始对蚕丝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良,“两国育蚕之家,数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且察其僵之犹癞也,药而别饲之,使不传染,·········其(茧)化之出蛾也,烘而干压之,使可久藏,·········而彼皆创立艺学,以教民导民,故其剿丝之矣,直可历七蚕八蚕之长,而其成丝之功,遂及五茧六蚕之细”[7].尽管意法两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从未撼动过华丝的霸主的地位,但它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改良则远远走在中国的前列,并对中国蚕丝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意法蚕丝业改良的兴起表明中国蚕丝业在生产技术上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那么日本蚕丝业的迅猛崛起则表明中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日本蚕丝业向来不如中国,明治维新以前只有少量的蚕种和土丝出口,日本政府对此不重视,“且有提高税率,及取缔出口丝商之谬举。”[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朝野充分地认识到蚕丝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使日丝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1870年,日丝输出量为7000担,仅及华丝输出量的七分之一。此后迅速增长,到1909年,日丝输出量达135000担,超过了华丝输出量[9],而在国际生丝市场上跃居霸主地位。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古老的中国蚕丝业是一个莫大的刺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剿丝业还受到国内通商口岸外国丝厂的冲击。早在1840年,美国丝商曾把美国丝车介绍到中国,50年代又把上海生丝送到广东再剿,并将“符合美国人的想法”的丝车从广东介绍到上海试剿。1861年,英商主办的恰和纺丝局在上海设立,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国丝厂,最初有丝车100架,2年后扩充为200架,机器设备主要是由香港制作,并从法国引进技术工人[10]。到1894年,上海规模较大的外商丝厂有4家,共有丝车1500架,职工3750人,年产丝1620担[11]。综观这时期外商在华设立的丝厂,数量不多,起初的经营效果并不佳,但它们对于中国古老的手工缫丝业无疑是一个冲击,它们引进的先进设备,训练出来的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缫丝工业的产生。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驻华官员为了本国能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精美生丝,对日渐落后的中国蚕丝业发出了警告,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70年代宁波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康发达指出:“中国若不讲求蚕瘟,倘遇年岁不好,传染日深,将来病蚕生子,蚕种相传,蚕子将有灭绝之一日。】”[12]他还向清政府提出了改良蚕丝业的建议,“顾不为采纳,后康氏复选派宁波人江生金者赴法人蒙伯里野蚕校习新法育蚕,”[13]江生金因此而成为中国第一个蚕丝业方面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担任了浙江蚕学馆总教习。1880年,法国里昂会为改进华丝质量,“曾托总税务司赫德氏调查吾国农民养蚕状况,作为进行张本,其报告书凡十有九。此外在法国著作中,殷殷以改良中国蚕丝为言者,亦屡见不鲜。诚以“中国生丝”原料与(法国丝织)制造,不可分离,苟缺乏原料,则制造之基本动摇矣。”[14]尽管这些外国驻华人员的动机在于谋求本国的利益,但他们对中国蚕丝业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改良中国蚕丝业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蚕丝业迈开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艰难步伐,在甲午战争以前其发轫并主要集中于与华丝出口贸易有直接关系的缫丝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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