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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局长，你看我们以后还能杀鬼子吗？”话头一开，司徒云海跟着问道。横边浅的那一招“陪杀令”的确让这些警察感到十分为难。

    “朱明，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吗？”肖彦梁没有回答，沉思半晌，忽然问朱明。

    “为什么？”朱明脸色一变，情绪忽然有些激动：“你为什么这么问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城人，四年前当了警察。前年鬼子在上海和我们打仗，几乎天天派飞机轰炸，我的爷爷和父母亲被炸死了。不久鬼子占领了这里，我的亲生姐姐为了让我逃走，被几十个鬼子抓住，活活糟蹋死了。我躲在城外，每天只能喝污水，吃草根。直到后来遇上黄局长和张队长带着人出来，便重新加入了他们，当了警察。

    回到家，我可怜的姐姐已经被野狗吃得只剩下半边身子了。我原本想算了，**打不过日本人，输了我无话可说，就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可是去年在许子乡，那几个被大介洋三杀死的共党分子视死如归的气概，以及随后发生的屠杀，我想了很多。再后来德贵家发生的事情，我他妈的算是看透了，你就是当了汉奸，就是对鬼子再俯首帖耳，他还是不把你当人，想对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原先的想法错了。狗日的，你不杀鬼子，鬼子就要来杀你。不把鬼子赶走，我们别想过日子。

    所以后来有一天，明哥带着我们到城外的时候，我们碰见了两个骑摩托的鬼子，其中一人背着枪的刺刀上，竟然挂着一条女人内裤！他们也看见了我们，一边招手，一边大笑，像是干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就在他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明哥突然拔枪向他们射击，枪声一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跟着拔枪射击。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了。看着两具马蜂窝似的尸体，心里感觉不到害怕，而是说不出的痛快。”

    说到这里，朱明拿起酒瓶，对着脖子就是一阵猛灌。

    朱明说的，肖彦梁感到很惊讶：“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

    “事后我们把尸体和摩托车都埋了，当然没人知道。”朱明骄傲地解释说。

    “那一天参加行动了大概就是你们五个人吧？”既然是毁尸灭迹，他不知道这事也是正常的。只是心里一动，肖彦梁笑着随口问道。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点点头算是承认了。朱明更是竖起大拇指：“局长真是高明，这一点都猜得到。”

    “少拍我马屁。这样的事参加的人太少不行，太多更不行。而且我记得有一阵分组外出巡逻的时候，你们几个正好在一组。”肖彦梁苦涩地笑了笑。他说的“有一阵子”正好是清明的那段时间。他又想起了许小菇。

    “你呢？”原本向问孙毅的，却看见孙毅在喝酒，便转移到司徒云海身上。

    “我是南通人，以前是保安团的士兵，我的父母是渔民。”似乎触及到了他内心不愿提起的伤痛，司徒云海闷了好一会才说起自己的事：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作者注，下同。）1月底，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在那一年的2月初，在长江上被日本人的商船撞沉了。至今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可怜我那最小的昧妹才九岁……”说到这件惨事，司徒云海忽然捂着脸失声哭起来。

    没有人去劝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哭一哭或许会非常减轻心里面的悲伤。

    哭了一阵，司徒云海擦干眼泪继续说道：“那时我就和鬼子结下深仇了。老子就是搞不懂，我们和鬼子在上海打得那么激烈，为什么这日本的商船还能在江面上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仗打完了，我们却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

    为什么不能驻军，肖彦梁倒是知道。民国21年在上海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他也曾经为前线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情况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当时在1.28淞沪抗战的前不久，也就是民国20年的12月1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的蒋主席刚刚宣布下野，国民政府一团遭，竟没有向上海派遣过增援部队！

    后来在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这就是司徒云海说的“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的来由。

    肖彦梁还记得，曾经有小道消息说，不派增援部队，是蒋主席的密令。因为蒋主席于民国21年1月11日，在老家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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