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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片从经济、金融、兵员、战斗力等方面论述“中国已经山穷水尽了”。然而中国真的山穷水尽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有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那也只是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已经山穷水尽了。

    本片的分析用残缺、虚假的表面现象，去论证一个重大的结论，并有意隐瞒了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得出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世界的结论。这就是一个伪证，以逃避国民党由于反动政策所造成的责任。

    实际上引起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政策及过重的田赋造成农业生产大滑坡，继而滥发钞票引起的通货膨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其表现为分散而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却很小，因而对中国的抗战却是有利的，日军沿海封锁并不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只能对获取重要的军需物资产生影响。

    粮食是一切民生经济的基础，粮食的短缺才是物价飞涨的主因。其实，当时长江以南及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国府手里，这一地区和四川盆地都是中国的粮仓。由于疯狂的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高额田租和无节制的税赋、兵员的索取，破坏了农业的再生产，使农业生产逐年下滑。手中无粮，人心惶惶。

    其次是人为的通货膨胀。为什么说是人为的呢？战时，国府实行了经济“统制”，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合理的分配资源，以抑制物价、稳定经济。然而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发放救灾赈济款，只发100元以上的大票子，然后在中央银行兑零时，扣去24元手续费（请见《白修德回忆录》）。这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昨天你的财产还有100元，今天就只有76元了。这里暗藏着疯狂掠夺民间财产的目的。还有光复后，对伪币的兑换率问题，顷刻之间造成大量民众的破产。这种疯狂掠夺的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同时也摧毁了各级军政人员的廉洁和忠诚。

    中国还没有山穷水尽，有何证据？看看共统区的情况，共统区（含游击区，这是从边币的使用范围来讲的）有8000万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日]石岛纪之）中有下列记述：

    日本军的彻底的残酷的扫荡作战、经济封锁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使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况。日本举的攻击使得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日本占领区。结果，1941—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了1／6、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八路军的兵力，从1940年的40万减少到30万。

    日本军的经济封锁和粮食掠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覆盖华北的严重的旱灾，沉重地打击了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本来，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就不发达，包括日用杂贷在内的工业制品，几乎全部是外部运来的。日本军后方的山区根据地，对外部的依赖更强。因此，经济封锁给解放区带来极端的物资不足和物价上涨。在山区根据地，“敌人加强封锁的时候，主要的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几乎全部断绝”。当地居民靠吃草根、树皮充饥，在条件比较好的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穿的、没有食用油、没有纸张、没有蔬菜。战士们没有鞋子、袜子，勤务员们冬天也没有被子”。物资极端的不足引起陕甘宁边区1941年以后物价飞涨。

    与减租减息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它是1942年开始，1943年在各解放区普通展开的。大生产的目的是依靠在边区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来克服严峻的经济危机。

    以自力更生论为基础的大生产运动的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军队、机关、学校进行自给生产运动，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军队一边进行大规模垦荒运动；一边建起纺织、制鞋、制粉等工厂。1943年，部队完全达到了自给。机关和学校，职员和学生也每天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活动。结果，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财政收入中，公营生产收入占37％，对减少财政支出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农村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1941到1943年开垦200万亩荒地，从来没有种过棉花的边区，1942年种了9万亩的棉田。

    在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43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公营、生产合作社和民营的：三者加在一起的纺织工厂，从1938年的7家发展到1943年的111家(公营23、合作社38、民营50)。年生产额也从1785匹急增到5.0968万匹，增加了约29倍。除轻工业以外，铁、小型机械、军需品、化学药品等重工业品也可以自给了。

    在当时边区经济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无限投入劳动力以外，没有用增大生产的办法。可以说自给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通贷膨胀带来的生活条件下降。

    当然在战争的严峻条件下的生产运动，其作用是有限的，即使是在成果最大的陕甘宁边区。1944年，民众劳动达到每天12个小时，吃三顿杂粮，一年仅能得到一件棉衣的程度。在贫穷的山西省东南的太行地区，据说富农几乎吃不起小麦。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战争状况下，没有出现大量的饿死人。民众勉强“可以糊口”，这也是“有史以来的奇迹”。中国**和解放区，依靠这种积极的经济斗争渡过了决定解放区命运的危机。

    当然，在当时日本人的资料也不完整。比如，他没有看到边区政府兴修水利，改造良田的举动；也没有看到安置灾民的行动。实际上，太岳地区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个，从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收容了20万难民，太行收容了40—50万。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纽约：每周评论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页中写道：

    “河南国统区的100万饥民，渡过黄河来到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据估计，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数多已死在当地，活着的人结伴进入**地区以谋生计。”

    边区政府对这些灾民进行了移民安置，鼓励并协助生产自救。明令：谁开的荒地，就归谁所有。

    **通过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建立了一个较稳定的经济体系。同样也通过“统制配给”制度，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机构，这个制度比国民政府做得更彻底，所有军政人员一律不发薪奉，连一根香烟也是配给的。

    将**的作为与国民党的作为相比较，真可以说：从此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日军方面对1944年状况的描述：

    以下摘自《剿共方针》1944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p191

    **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而其游击战术，是以长期消耗战为目的的消极战术，是不能与我军正式作战的战术。......

    **的特点是以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其拿手的政治工作对我方进行策动。

    **的政治攻势，特别是从1942年夏季前后对我方的政治攻势逐渐活跃起来。从冬季出现了配合政治工作的新式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同时开展整风运动及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内部的改编和改革，以及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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