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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渡江共军，共军当时同样开炮还击，击伤英舰，迫使英舰停靠南京码头。英舰挟持一艘客轮才逃出长江。

    两党两军在同样遇到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别。

    谁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吗？

    第四集《危机与生机》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吞并东北的野心逐渐膨胀。

    第二部分：中国内战不已，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第三部分：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的过程及中国依赖国际公理的困窘。

    “中国**于民国十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1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

    这段话足以证实国民党不敢正视历史，进而歪曲历史。**是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吗？

    显然，历史不能证实这句话。1927年，**由于国民党的大屠杀，损失了大量的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干部。又经历了从1927年起的多次围剿，然而**却仍然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简单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盖吗？

    **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是因为所提出的纲领、政策符合广大劳苦民众的需要，获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得以发展壮大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仍然是**人，**保留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同意这个特殊的条件呢？

    国民党在组建之初，就是由多个团体组合而成，内部帮派林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各色人等涌入国民党，大多数人并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国民党有右倾化的趋势。而**则是组织严密的左翼政党。孙中山先生将**人引入国民党，就是希望平衡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力量，同时也减轻中国两个革命政党可能的冲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这两个政党彻底地丧失了互信，走向对立。也使孙中山先生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民党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赐。

    “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31年7月，对**进行了3次围剿。。。。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

    1931年918事变，日本已占据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复失地，执意要打剿共的内战。当时**在瑞金已提出放弃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张，蒋先生充耳不闻，真有“宁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仅仅轻飘飘的一句“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就能掩盖这个“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吗？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有关于这一时期成就的一章：国民党政权的成就。现将若干段落抄录如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页写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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