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翠园曲会-《山河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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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条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响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鞭炮,云南把这天叫作“炮仗响”的那天)后,联大三校准备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他只好滞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对“洛阳亲友”,只能“凭君传语”了。

    我们回北平,听到一点陶光的消息。经刘文典撮合,他和一个唱滇戏的演员结了婚。

    后来听说和滇剧女演员离婚了。

    又听说他到台湾教了书。悒郁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头。遗诗一卷,嘱人转交张充和。

    正晚上拍着曲子,从窗外飞进一只奇怪的昆虫,不像是动物,像植物,体细长,约有三寸,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大家觉得很稀罕,吴征镒捏在手里看了看,说这是竹节虫。吴征锰是读生物系的,故能认识这只怪虫,但他并不研究昆虫,竹节虫在他只是常识而已,他钻研的是植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他记性极好,“文化大革命”时被关在牛棚里,一个看守他的学生给了他一个小笔记本、一支铅笔,他竟能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头地脚满满地写了蠓虫大的字,有些资料不在手边,他凭记忆引用。出牛棚后,找出资料核对,基本准确;他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对文学很有兴趣,写了好些何其芳体的诗,厚厚的一册。他很早就会唱昆曲,——吴家是扬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体好,中气足,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这在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戏曲演员有个说法:“男怕弹词”。他常唱的还有《疯僧扫秦》。

    每次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作同期)必到的是崔芝兰先生。她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参加同期。

    有一个女士大概是某个学院的教授的或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她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我给她起了个外号:“简单明了”,朱德熙说:“很准确。”她一定还要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这些,欣然而来。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级的职员,我们叫他“聋山门”。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总是唱《山门》,他是个聋子,——并不是板聋,只是耳音不准,总是跑调。真也亏给他擫笛的张宗和先生,能随着他高低上下来回跑。聋子不知道他跑调,还是气势磅礴地高唱:

    “树木杈桠,峰峦如画,堪潇洒,喂呀,闷煞洒家,烦恼天来大!”

    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婉转。“教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教中国通史。孙凤竹死于病。不久,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殁。他们岁数都不大,宗和只三十左右。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充和。她那时好像不在昆明。

    张家姊妹都会唱曲。大姐因为爱唱曲,嫁给了昆曲传习所的顾传玠。张家是合肥望族,大小姐却和一个昆曲演员结了婚,门不当,户不对,张家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可真算是自由解放,突破了常规。二姐是个无事忙,她不大唱,只是对张罗办曲会之类的事非常热心。三姐兆和即我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她不太爱唱,但我却听过她唱《扫花》,是由我给她吹的笛子。四妹充和小时没有进过学校,只是在家里延师教诗词,拍曲子。她考北大,数学是零分,国文是一百分,北大还是录取了她。她在北大很活跃,爱戴一顶红帽子,北大学生都叫她“小红帽”。

    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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