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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分配的问题一谈妥，接下来确实就很好谈了。

    “浪之，既然如此，就不如由你来定一个具体的编撰方案如何？”

    在得到了他想要的利益后，骆斐主动提议道。

    这是明确把主导权交到郑经手里的意思。

    其实这很正常，要知道，编撰标准教材的事原本就是郑经提议的,    再加上张籍又极力推崇他，而印刷的事又缺不了郑经的书局，这主导权骆斐想不让都很难。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而对此，郑经也没有半点谦让的意思。

    他也确实没打算推让。

    要知道，对于编撰教材这事，他不插手则已，一旦插手，那他要编撰的,    一定是一套希望能永世流传的标准教材,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主编者的水平足够高明。

    毫不客气地说，真要论对四书五经的理解，这世上能有人高明过他？

    基本上没太大可能。

    打个比方说，论对《论语》的理解，如今的张籍可能已经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级别，可真要跟郑经比，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道理很简单。

    张籍这边，因受这个世界知识不流通的局限性，因此他所看的《论语》注释版本是相当有限的，能看个五六个版本就很了不得了。

    而郑经那边，所熟悉的版本起码不下十几个，毫不夸张地说，从汉至民国，所有流传到了后世的版本他几乎都熟悉，其中就包括这个时代暂时还没出现的,    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经典注解版本。

    这还不是决定差距的重点。

    重点在于，后世的那种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信息的畅通程度，远不是这个时代所能比的。

    打个比方说，《论语》中的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同样一句，有人翻译成“早上听说了道，晚上就可以死了”，还有人会翻译成“如果早上听到了道，那么就算晚上死了也可以”。

    怎样翻译或理解才是最为正确的？

    这样的小问题，到了后世，就会有无数专业人士去深入研究，然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严谨者甚至会就此专门来写论文。

    而这些学术性成果，郑经是可以轻松看到的，这就意味着，他其实是集多家之言于大成。

    在这一点上，张籍是远远没法比的。

    但这也还不是真正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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