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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斯多葛派

    我们不妨将古代的各种学派视为各式各样的宗教。在所有哲学派别中，斯多葛派的规条最对得起人类，最能塑造仁善之人。我若是能立时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芝诺[1251]学派的灭亡在我眼中一定会成为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

    在那些具有重大因素的事情上没有把握好度，做得太过，是这个派系的唯一失误，即低估了欢愉和苦痛。

    只有斯多葛派知道如何塑造公民、培养伟人，并成功造就了伟大的君主。

    先不说神赐予我们的真理，纵观世间万物，你会发现没有比安托万和尤里安更伟大的人了。还有人比尤里安更适合统御百姓吗？没错，就是尤里安（我虽然不会否定尤里安，但也不会和他一起做出背叛宗教的事），作为君主，他称得上后无来者。

    斯多葛派一边觉得金钱、现世的荣耀、伤痛、困苦和欢愉毫无价值，一边却在为人类的幸福竭尽所能，从未放弃过为社会义务尽责。他们眼中的神明貌似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圣洁的精神。

    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为人类服务。对他们来说，服务于社会不是负担，因为这并不是无偿的，所有的报偿都在他们心里。他们唯一的幸福之源就是他们的哲学。能够提升他们幸福感的，只有他人的幸福。

    第十一节闭门修道

    宗教不能要求人们闭门修道[1252]，因为在人类的生命中，繁衍后代、吃穿住行、参与所有社会活动，是自然而然之事。

    冥想是穆斯林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要做五次祷告，每次祷告都会竭尽所能遗忘世间种种，于是形成了习惯性的冥想。另外，他们从教义中知道命运无法改变，所以任何事都很难触动他们。

    他们已经如此超然物外，若是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暴政或者与地权法相关的法律——加剧这种状态，那就没救了。

    在祆教的治理下，一度克服了专制主义的各种弊端、兴旺发达的波斯帝国，如今在伊斯兰教手中已经土崩瓦解。

    第十二节苦修

    与苦修相连的应是勤勉、仁善和朴素的思想，而不应是懒惰、超凡和奢靡的思想。

    第十三节无法救赎之罪

    通过西塞罗曾引用的某位高僧的言论[1253]，我们知道罗马人曾犯下过无法救赎之罪[1254]。索西穆斯为讥讽君士坦丁并非真心皈依，曾高明地将此事融入故事之中，尤里安也曾在《诸王列传》一书中，以犀利的笔触嘲弄君士坦丁的皈依。

    异教徒也有犯下无法救赎之罪的可能。因为异端约束的，只是人的手脚而非人的心灵；它禁止的，只是某些严重的罪责。不过，有一种宗教绝不会出现无法救赎之罪。因为这种宗教约束的是所有的欲望，不管是面对行为，还是面对思想，它同样非常谨慎；它用来捆缚我们的，是不计其数纤细的绳索，而非几条铁链；它启用的不是人类的真理，而是另一种真理；它的目标是让我们不停地从后悔转变为爱，再从爱领悟忏悔；它没有让罪犯直面法官，而是在他们之间设立了一个中间人，至于遵守规条的人，它又在他们和中间人之间安排了一位崇高的审判者。可是，它在让所有人都看到希望、感到畏惧的同时，也清楚地告诉所有人，尽管所有罪责都能得到救赎，但生命是不可救赎的，不要一次次地用新的罪过和救赎来考验主的慈悲，因为那非常危险；对上帝的亏欠已经让我们忐忑万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在旧债尚未偿清的情况下，弄出更多的债务呢？为免最后慈父耐性耗尽，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第十四节宗教是如何改变俗世法律的

    不管是宗教，还是俗世的法律，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将人塑造成良好的公民。当它们之中哪个目标发生偏移，另一个都要表现出更强硬的一面。任何地方，只要宗教无法发挥出足够的约束力，俗世的法律就应该提高约束力。

    比如日本的主流宗教根本没有教义，不存在天堂和地狱的说法，所以法律为了填补这一漏洞，不仅制定得非常严苛，执行得也非常严格。

    当宗教教义认为命运是行为的决定者时，法律就应该严惩罪行，未免那些不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无所顾忌，领导人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不过，当宗教以自由为教义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因为精神上的懈怠，所以伊斯兰教讲究宿命论，而这种宿命论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精神上的懈怠。有人说，我们不用做事，因为这是真主的意思。面对此种情况，法律就应该站出来，将那些在宗教中酣睡的人叫醒。

    如果有一件事，宗教表示可以，但现世的法律却认为不可以，或者现世法律觉得可以，可宗教却认为应当予以谴责，这无疑表明融洽、正义的思想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永远停留在一边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比如，成吉思汗带领的鞑靼人[1255]，他们眼中的罪过，乃至重罪是将刀剑扔到火中，让身体和鞭子靠在一起，用缰绳抽打马匹，用一块骨头将另一块骨头打碎，而不是忘恩负义、烧杀抢掠。总之，当法律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来办，会引发一个恶果，即大事反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

    台湾人虽然相信地狱[1256]，可是他们认为地狱惩处的是下面这种人：在某种季节没有脱光衣服的人、穿粗布衣物不穿丝绸的人、捡牡蛎的人、没有先向小鸟卜卦再去行动的人。因此，酗酒和欺辱女性对他们来说算不得罪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神明会因为孩子们的淫乱而心生喜悦。

    法律最能推动人的发展，而对偶然事件的放纵会让它白白失去这种推动力。印度人相信恒河可以让人成圣[1257]，当人死在恒河岸边，他就不必去阴曹地府遭受刑罚，可以永远在极乐之地生活。所以印度人会找个僻静的地方，将死者的骨灰坛扔进恒河。只要死后让人将自己扔到恒河里，又何必在乎活着的时候品德是否崇高呢？

    如果人们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得到报偿的地方，那么人们一定也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受到惩罚的地方。如果期望得到报偿的人不怕受罚，那么现实世界的法律将失去效力。一个坚信自己能在阴间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根本不怕死，立法者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坚信，官员以最重的刑罚惩处自己的那天，就是美好生活的起点，法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

    第十五节现实世界的法律有时会弥补虚假宗教的疏漏

    脑袋空空或者迷信的人，因为景仰古代事物，有时会创造出一些不利于贞操的诡秘仪式或者献祭，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亚里士多德说[1258]，当法律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支持家长去神庙参加祭拜活动，将他们的妻子、孩子换下来。这个法律不错，如此，就能抵御宗教侵害风俗了。

    对于夜间的献祭活动，除非和年长的亲人一起，否则奥古斯都严禁任何年轻男女参加[1259]；他虽然重开牧神节，但过节时严禁年轻男女赤身狂奔[1260]。

    第十六节宗教条令对政体弊端的修正

    另一边，宗教可以在法律力量薄弱时，成为国家的支柱。

    例如，某个一直在发生内战，以致局势动荡的国家，因为宗教的关系，却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稳定，那这个宗教就非常出色。作为阿波罗的祭司，希腊的埃里亚人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日本宗教将都城定义为圣城，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那里的和平，所以那里从未发生过暴乱[1261]。就算战争再凶猛，商业也不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日本一个，所以那里没有任何外来资源，他们也不需要。

    有些国家的战事并不是公众讨论的结果，那里的法律完全无法节制或者预防战争，可是，面对此种情况，为保证国家能够继续存在，宗教可以设定和平期或者停战期，让人们将那些绝对不能遗漏的事做完，例如播种一类的事。

    每年，阿拉伯部落有四个月的时间严禁一切争斗行为，人们认为在此期间发生的任何动乱都是对神灵的亵渎，就算再小也是一样。法国的领主们完全可以随意决定开战还是停战，但是某些季节绝对不能打仗，因为宗教对此有相关规定。

    第十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当一个国家有大量仇恨的理由时，宗教应该提供大量讲和的理由。在劫掠之国阿拉伯，人们经常互相伤害，不公正地对待别人。于是穆罕默德规定[1262]：人们可以要求杀害兄弟的恶人支付赔偿和利息，然后原谅他；且一旦接受赔偿，将无权伤害该恶人，否则，当审判日降临，他将受到严酷的刑罚。

    亲人的仇怨会被日耳曼人世代相传，但这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在接受了相应数量的牲畜之后，死者家属愿意忘记杀人的仇恨。对于这种情况，塔西佗说[1263]：“仇恨对于一个自由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我敢说，威信很高的神职人员在这些人面前一定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

    此种调节体制在马来族并不存在[1264]，那里的杀人者会任由自己的暴虐发挥出来，伤害、杀戮自己遇到的每个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死在死者亲友手中。

    第十八节宗教条令在俗世生活中起到的法律作用

    希腊人原本只是一些小部落，他们四散飘零，在海上做海盗，在陆地上也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他们之中既没有管理者，也没有法律法规。想要知道这个新生民族那时是什么情况，只要看看赫剌克勒斯和忒修斯的英雄事迹就能了解。让人对杀戮心存畏惧，并不是宗教唯一的作用。他告诉大家，最开始，杀人者会因为死者的怨愤变得既焦虑又畏惧，然后，杀人者过去经常去的地方也会被夺走[1265]；人们如果不想沾染血迹，丧失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资格[1266]，就不要和犯人来往、交谈；应该将凶手放逐到城外，清洗他的罪过[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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