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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是在平民政体治理下的，人所必备的情感，这一点古希腊人很清楚，而他们的一些新奇而独特的社会风貌与风俗习气，也是专为此而创立的。斯巴达人的法律是莱库古[73]制定的，就收藏在莱库古为自己写的传记（《莱库古传》）中，我们读它就等于在读《塞瓦朗勃人的历史》[74]。克里特是斯巴达法律的本原，而柏拉图的法律就是在斯巴达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

    法律制定的同时，世界也看到了这些立法者的智慧。这里，我就请大家将目光暂时转向这些立法者，看一看他们如何向那些久以成型的旧俗发起冲击，如何以博大而高深的才能将一切美德融为一体的。正义和偷窃、极度的自由和冷酷到极点的奴隶制、最大的宽容和最残忍的感情本是两个极端，然而，却被他们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城市也因此走向了安定。在这里，城市的所有资源，艺术、商业、金钱，甚至是围墙，都不存在了似的，人们也不再想明天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有的只是为更大理想奋斗的勃勃雄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生来就有一样，心中全是他人，唯独没有自己，忘记了自己、儿子、丈夫、父亲，甚至是贞操观念。斯巴达人所向披靡，就算对手打败了他们的人，也打败不了他们的心，只要他们心中还有法制，他们及他们的后人高昂的志气永远都不会磨灭。[75]这就是斯巴达辉煌一时的真正原因。

    斯巴达人是被马其顿打败了，成了附庸城邦，可他们却是最后一个；克里特人[76]是输给了罗马，可他们却是罗马众多猎物中，最后被捕获的；罗马人是制服了萨尼特人，可是却付出了二十四场战争的代价[77]……因为克里特、拉科尼亚与萨尼特人都以这些法律进行治理，推崇同样的风尚。

    就是在今天，在这个堕落与腐败横行的年代，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希腊的这些社会风貌与上流习惯，而且光明正大地存在着。[78]因为，这个民族的法律出自一个正直的立法者，就像斯巴达人一样，英勇无畏对他们来说早就成了一种习惯。一个立法者，不管他的法律思想如何，关键是他要有一颗正直的心，莱库古制定法律是以战争为目的，与裴恩[79]崇尚和平的法律思想截然相反，那又怎样？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心要把人民引向光明，所以才能战胜偏见、抑制欲望，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得到了自由人民的推崇。

    我们还可以以巴拉圭为例。在传教团看来，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发号施令，所以传教团被一些人指控为犯罪。不过，人民能够获得幸福，这样的治理永远是一件好事[80]。

    耶稣会有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那就是首先在这个地区宣传宗教，并使之与人道主义相统一。西班牙对人们的大肆摧残，给人类造成迄今为止最大的伤害，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耶稣会开始对其后果进行清除，对其创伤进行医治。

    在耶稣会中，所有美好的情感，只要是被推崇的，他们都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它的教义总是让人越来越谦卑，不论是聆听者，还是传教者。耶稣会之所以能做出不凡的成就，就是因为有这种情感和热情的存在。单从增强人们求生本领这点来说，耶稣会的贡献就是巨大的，那些在丛林中散居的人民，就是在它的指引下，走出丛林的。还有，他们的衣食、生计都是它提供的。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勾画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的财产是公有的，人们对众神保持着无上的敬仰；在那里，人们保留着一切好的习俗，从不与外族城邦来往；在那里，公民不对外贸易，一切由城市代为进行；在那里，人们崇尚的是技艺而不是奢华，只取所需要的而不贪图。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同样的机制，就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还要淡泊金钱观念。金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为数不多的刺激欲念相互腐蚀的手段。金钱的日益集中会拉大贫富差距，打破大自然的平衡界限，久而久之，产生贪念，让一些人开始无节制地敛财积物，从而滋生更大的贪欲。

    用城邦与城邦的贸易代替人与人贸易，社会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不变，同时，也避免了基本政制在贸易中被腐蚀。埃皮达姆纳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推选一位官吏，以城邦的名义对外进行贸易的，所以，他们的族俗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81]。

    第七节这些特殊的机制适宜哪种场合

    君主政体的教育是在无限地激发人们潜在的荣宠欲望，专制政体的教育是极力构建畏惧氛围，而共和政体则是以政治美德作为行事准则，所以，相比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才是这些特殊机制更适宜存在的政体。而且，只有小国才适合此类机制的存在[82]，因为小国中更容易推行统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这里很容易推行到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国家大了事务自然就多，关系自然繁杂，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间相互关照就无从谈起，而不论是米诺斯[83]、莱库古还是柏拉图，他们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全民之间相互关照。

    大国，就是大社会，时时处处都有这样、那样繁多、棘手而要紧的事务，交换过于缓慢，所以，会选择更为方便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购买”就成了它们的首选，而购买所用的金钱，正是这些机制所排斥的。另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只有使这个尺度享有权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认和维护，这也是与这些机制相悖的。

    第八节为古人习俗悖论做个解释

    阿卡迪亚人[84]生活的地方空气凄凉寒冷，于是，音乐就成了他们柔化习俗的工具；西内特[85]人的凶残是整个希腊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为他们从不重视音乐。这话就出自波利比乌斯[86]之口，他的判断力之强没有人不知道。柏拉图说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乐发生变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国家的基本制度发生改变。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很多思想并不持赞同态度，也许就是为了反驳柏拉图他才撰写了《政治学》一书。然而，对于柏拉图习俗受音乐影响这个观点，他却是赞同的，与之持同样态度的还有提奥弗拉斯特[87]、普鲁塔克[88]、斯特拉波[89]等人。这种观点绝非随口一说，因为从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并不难看到[90]。这是他们立法的依据，在城邦治理上也是这样要求掌权者的。

    解释这一点并不难。要知道，希腊诸城，特别是崇尚战争的那些城市中，从不提倡做工挣钱，任何自由民都不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和职业。色诺芬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工艺对从事它的人的身体都是有害的，他们必须待在阴暗处或是火边，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他们的朋友，就算是他们的国家也不能。”要想这些手艺人成为公民，也只能是一些民主政体腐败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也曾这样说。[91]色诺芬一向认为，不应该把城邦权交给他们，否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共和国。[92]

    在当时，农业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只有那些最低下的人才去从事农业，诸如伊洛底人、佩里耶克人、佩纳斯特人，因为他们分别是被斯巴达人、克里特人、帖撒利亚人征服的，还有那些被其他共和国征服的、役使的奴隶们。[93]

    商业免不了为奴隶、住客及外邦人提供服务，所以，到后来，在希腊人眼中，所有的低级商业也都成了卑贱的行业[94]。因此，柏拉图便在《法典篇》[95]中提出了惩罚经商的公民的主张。

    不允许做生意，不允许当工匠，不允许从事农业，可是又不能碌碌无为。[96]机制又不提供其他岗位，希腊诸多共和国的公民，一时间不知干什么好了。于是，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及其相关的行业便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97]就这样，希腊便成了运动员和战士的社会。由于长期从事这样的训练，人们在变得坚强的同时，也越发粗野起来[98]，这就需要一种另外的东西来调节，于是，能通过感官影响心灵的音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体质锻炼让人性格变得坚强，思辨科学让人的行为变得粗野，而音乐恰恰介于两者之间，能使之趋于柔和。如果美德可以用音乐激发出来，这是无法想象，也难以理解的，可是，体制所产生的凶悍倒真被音乐遏制了，教育中渐渐有了良心的位置，而这样的结果不得不归功于音乐的功效。

    如果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每天除了打猎什么都不去做，那么，他们变得粗野是可以肯定的事。一旦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再那么粗野了，那他们一定是喜欢上了音乐。总的来说，音乐可以激发人心中潜在的美好感情，使心灵变得温和，充满怜悯、慈爱和柔情，对希腊人在训练中所激发出的粗野、愤怒和凶悍，正好相克。戏剧是一种能让人更好地领会音乐对心灵的影响力的事物，然而，它却为当今那些道德伦理作家们所不容。

    有一种人，他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听音乐听的不是乐曲的柔和与优美，而只是鼓号的激烈，难道我们还指望音乐能带给这样的人什么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提倡在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音乐的原因。一切都为敦化民风，他们的做法显然是对的。

    为什么是音乐而不是其他东西呢？一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原因在于，音乐是所有感官娱乐中，对心灵腐蚀作用最小的形式。读过普鲁塔克的著作[99]的人都知道，他在其中提到底比斯人一种特殊的爱情，一种法律规定的爱情，为的就是让年轻人的行为变得柔和，然而，这种爱情却为其他国家所不容。古人尚能如此，阅读至此，我们不由得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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