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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秀全矛盾的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初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农民运动思想家。其人生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

    洪秀全（88），近代太平天国的创始人和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市）官禄人。

    洪秀全出生于耕读世家，从小聪明自负，但三次乡试都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岁了，受此打击回家后重病一场。病中产生了一些幻觉，称梦中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的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年后再一次参加了广州的乡试，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这时洪秀全受到了梁发的《劝世良言》的影响，改信基督教的教义了。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并于87年创立拜上帝会，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8年月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后定都南京，称天京。8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8年洪秀全病逝于天京，随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政权宣告结束。

    洪秀全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很多，留传者已大略备于年后编辑出版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洪秀全矛盾的革命思想

    1撤去了孔丘牌位，但又没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8年，拜上帝教成立之后，洪秀全立即“将偶象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但又把孔子和儒家的经典引入“三原”的内容，认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2一面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一面又建立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势如破竹，主要是靠劳动人民的英勇战斗。在浴血战斗的同时，洪秀全又迫不及待地开创新朝，建立君主制度。在永安时就进行分封；进入天京之后，制定朝仪，讲究排场，服饰舆马仪卫称呼，都有严格的规定。

    3“大同”理想和创立新朝之间的矛盾。洪秀全既提出了“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又钦定了“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所谓“人间天国”，最终不过是又一个新的朝代罢了。

    《三原》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被称之为《三原》。在《三原》中，洪秀全把人分为肉体和灵魂两个部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肉体生自父母，灵魂来自上帝。人的灵魂是从上帝一元之气分散到人们肉体上而生成的。这样，他把人的本质抽象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气”，在本体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从而阐明了平等观念的哲学根据。由此，他推论出人类社会必须具备的政治经济平等观念，他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天父上帝统驭之下的社会大家庭，通过家庭关系的纽带，把人类牢牢结合在一起。他们都处于同等地位，不应该争田产，更不应该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现象。

    革命思想总纲《天朝田亩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太平天国立国的纲领性文件。然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严复（8），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8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他被派往英国海军大学留学，留学期间跟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班。毕业考试时，严复第一名，伊藤博文第二名，二人分别回国。日本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做宰相，搞改革，历史上叫做“明治维新”。改革成功，日本由那时候起就变成强国。

    中国当时是慈禧太后当权，慈禧降旨让严复在乾清宫见驾，想重用他。严复听后心中大喜，以为从此要做一番事业了，但结果不尽人意。

    8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严复深受刺激，开始翻译多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

    物竞天择的天演哲学

    严复对中国近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阐发了进化论思想。他把进化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天演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严复也主张进化论，他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他认为进化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伦理关系，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各个个人组成的，社会历史的进化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

    人“与天争胜”

    严复十分重视荀子人力胜天的思想，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认为只要人们积极奋斗，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与天争胜”，国家和民族就可以转弱为强，站立于世界之上。

    矛盾中的认识论

    严复大力提倡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主张从实际经验中间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一种唯物主义思想。但严复过分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感觉的范围，只有感觉才是可靠的，其经验论中又含有不可知论的成分。

    反宗教尊科学

    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

    康有为（88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康有为出身于士宦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改良弊政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受阻未上达。8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88年月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

    康有为生平著作甚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元为体”的自然观

    康有为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他把“元”“道”与“太极”一样都作为超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并把“元”看成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尽管他也说过“元者，气也”，但他又把“气”纳入和“元”一样的精神范畴。康有为还视“元”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体现。他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构造出一个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终指向有神论。

    发展变化着的人性论

    康有为早年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并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发财致富的合法权利，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但到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他逐渐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

    三世说历史进化论

    康有为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进化论思想，提出一种三世说历史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化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再进化发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合时宜，应当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所代替。还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将必然到达理想的“大同”世界，以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

    谭嗣同（888），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浏阳人。字复生，号壮飞。

    谭嗣同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参与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面临生命危险，但他拒绝了友人暂避的建议，选择杀身成仁，以图警醒世人，挽救变法，兴邦强国。

    谭嗣同的哲学代表作是《仁学》，其中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

    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而“以太”（编者注：“以太”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假说，它究竟属于物质范畴抑或属于精神范畴，其说一直未定。二十世纪初在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学和光学理论，已经否定了这一假说。）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贵知不贵行”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方面，谭嗣同从“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出发，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主张通过“止观”（“定慧”）这种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义的“知识”，然后去把握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所以主张“贵知不贵行”，因为“知”属于“灵魂之事”，而“行”属于“体魄之事”，“行”有限而“知”无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说“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他认为中国的灾难是由于中国“人心之多机械”，解救的办法也就在去“机心”而归于“仁”。

    “以太即性”的人性论观点

    谭嗣同构建了以“以太”本体论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认为性为“以太之用”，本无善恶。在“名”的条件下，应以人的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为“善”，否定了儒家的先验的性善论。张扬人性，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以“仁通平等”的伦理模式，冲决纲常名教的罗网，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性思想的近代变革。

    章太炎（88），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朴学大师。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革命道路上，章太炎曾三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0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他的言论引起了清廷的震动和愤怒，租界工部局（警察局）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大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民报》逐渐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经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后来，鲁迅许寿裳等人替他交了罚金，才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年月，章太炎因宋教仁被刺杀案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袁世凯先将他拘在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禁于钱粮胡同。年月，袁世凯忧惧而死，章太炎才获自由。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

    章太炎前期的哲学思想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他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而产生的，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并“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前期的认识论观点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后来，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于是，他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前期的无神论思想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解释人之死亡，并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

    后期的唯心主义思想

    0，章太炎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他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

    孙中山（8），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很早就开始参加各种农务劳作，直到0岁才进本村的私塾读书。在私塾里，每天除了练字，就是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孙中山对这种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很不满。

    8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在行医过程中感受到要救人必先救国。8年，他写了《上李鸿章万言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但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于是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要推翻满清。0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在总结概括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吸收世纪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近代特色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学体系。

    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

    孙中山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世界是进化发展的，其经历了“物质进化之时期”，到“物种进化之时期”，再到“人类进化之时期”的过程。他提出了“生元说”，把细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称之为“生元”，认为生元有知。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孙中山从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生物和人类都是由物质进化而来的观点出发，认为物质是“体”，精神是“用”，只有人类这种高度进化的物质之“体”，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从物质中产生就能“制驭”物质。

    知难行易

    在知行问题方面，孙中山力辟“知易行难”说，倡导“知难行易”。其知行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认为可以被“明白了解”的宇宙万物及其进化是人类认识“智”的范围和对象，表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同时，孙中山主张“先行后知”，认为“先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后行，进化之盛轨也”，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过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既强调求知的途径是“要靠实地去考察”，又强调以“知”促进“行”的能动作用，这是一个相生相长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

    进化的社会历史观

    孙中山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它本身又在不断进化着，即由“洪荒时代”到“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再到“民权时代”。“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认为社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群众心理”，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梁启超（87），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17岁中举，岁与老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88年的百日维新更使他名满天下。但梁启超一生有三次重大的政治转变，以至人们称其为“多变的梁启超”。

    第一次重大转变发生于戊戌政变后的第二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密切往来，渐有赞成革命之意，并计划放弃保皇路线，撮合孙中山康有为合作。合作没有成功，梁启超遭受到康有为等人的唾弃，被斥为“叛徒”。

    第二次转变为0年。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来，政治立场急剧改变，8年以来所信奉的“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政策等主张被弃，转回到坚决捍卫君主立宪的立场，并发表影响甚大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同盟会展开激烈论战，再次成为维新党人的中坚。

    第三次转变是年，梁启超从欧洲游历回来，他目睹了欧美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嘴脸，称欧洲文明已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必效法，主张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他所谓中国自己的路，便是以传统文明为思想内核，尽弃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此时的梁启超已成为传统思想与传统制度的皈依者。

    杂糅的哲学本体观

    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这是对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0年，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理论先于实践的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是“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

    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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