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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叶哥一个大跳出屋，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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