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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将当国，其弊端并不仅仅是容易拥兵自重，从而常常动摇君主地位这一项而已，毕竟这些武将是以军功出身，行军布阵是其所长，对于民政民情，却几乎是完全陌生。凯旋而归之后，骤然得居高位，位居枢府而总掌全国，其间民政要务繁复琐细之处，更是与行军布阵、刀刃相加的厮杀大相径庭，是以古往今来，上马为良将，入朝为良相的超卓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稀罕得很。

    是以纵观汉唐前代之事，也惟有当帝王能力超卓，足以驾驭全局之时，天下才能有几分政治清明的局面，天下百姓也方才能有几分太平时日可过。

    然而纵然是躬逢盛世，得遇一个英明刚睿的君王，势足以统驭臣下，却也很容易让事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毕竟那天子宝座高据九重，坐在上面久了，任是再过英明刚毅的君主，在那一片谀词如云之中，却也容易迷失了初衷与本性，便如唐玄宗原本亦不失一代明君，待到老来，却是一反常态，亲小人而远君子，将自己亲手经营出来的大唐盛世由巅峰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有如隋炀帝之辈，也就更为等而下之，残民以虐，蚁民百姓，尽成刍狗。

    暴君之苦，往往更甚于战乱之祸，而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受苦最深的，始终还是那些升斗小民。

    赵匡胤自幼家道中落，成年之后，就自己孤身一人，离家而去，独行天涯，由尝遍世间百态，是以自称帝建国开始，便一心想着要一反汉唐之旧制，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裨使黎民百姓，再不必忍受那时时离乱之苦。

    只是这一点知易行难，当真要做起来，却是着实不容易。

    毕竟赵宋天下原本便自五代十国山积尸骸中取来，虽则立都建国，但南唐、北汉、北辽诸邦林立，可以说是自从立国之日开始，就注定了必然是征战不断的局面。

    是以他虽然也是以军功起家，却仍是自定都立国开始，便自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国策，自然，他的本意并不在于贬抑武人，只是希望对于那些军功出身的武将，大可以优之以爵禄，以富贵荣华奉养终老，但却绝不可使其位列中枢，以国柄相授，只是这一层意思着实难以分说清楚，尔后赵光义得位不正，防范猜忌之心益盛，一步一步也便走到了现今这样的田地。

    而他高扬以科举正途进身的文人士子之地位，则是为了以此来制约君权。

    毕竟自五代十国以来，君无常君，国无常国，昔日门阀望族，早已尽数破落无疑，这群士人，熟读经史，深谙治世之学，正是赵宋皇室最可倚以治民理政的人。

    而且在赵匡胤想来，科考之途即畅，这些文人士子之中，必然有相当部分是起自民间的贫寒之士，有这么些熟知民间疾苦的官员侪身庙堂，对于讽谏君王，端整朝纲正气，都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以他自立国伊始，便自公然声称君王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希望能借渐次恢复那历经五代十国以来，被君无常君的乱局磨平了棱角的文人士子的雄心壮志，让他们能重新自居为治国理政的主体阶层，以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他甚至不惜立下誓碑，约束后世子孙，不得诛戳文人士子，其用意并不在于收买人心，而是为了限制君权，以广开言路，裨使立朝当国的文人士子，敢于直言讽谏以格君心之非，由此使得大宋朝局在这君王与臣子相互搏奕间的平衡之中，保持着自我纠正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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