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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政工干部回来没有？”郑胡星又关切地问。

    “没有他们的消息！”刘参谋道。

    郑胡星有点担心了，“令炮兵部队准备好后，立即向东面开炮，不用等我的命令了！”他严厉道。东面赤乌尔部的攻势最为凌厉，蒙古骑兵一波接一波的冲锋，迫使第47团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

    第16师示敌以弱，蒙古骑兵虽夺下城外三座寨营，但他们却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而阿拉善厄鲁特旗城垣那倒塌的城墙处，更像张开血盆大嘴的虎口，不知吞噬了多少蒙古精锐骑兵的生命。人民军依托有利地势，用机枪、步枪所织成的火力网，绞杀着一队队试图冲进城内的骑兵。经过那么多次的血战，蒙古人还是没有认清楚形势：世界战争已进入热兵器时代，机枪与连发枪的出现，是骑兵的噩梦，再像他们这样集团式的冲锋，跟自杀无二样。

    天已黑下，但蒙古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他们改变了一些战术，准备用火攻阿拉善厄鲁特旗城，而漆黑的夜晚，对人民军不利，战士们的射击效果大打折扣。随着蒙古人借着夜色偷偷潜近，射出一支支火箭的同时，阿拉善厄鲁特旗城内也出现了骚乱，在蒙族贵族及部分顽强分子的带领下，城内的城民不断攻击监视他们的人民军战士。

    接到负责监视的48团一营遭袭击的报告，师长郑胡星怒眼圆瞪，狠狠命令：“把所有蒙古人集中于王爷府，对不服从命令的人，一律枪杀。”

    阿拉善厄鲁特旗城狭小，城内骚乱很快平息，城外蒙古骑兵的火攻也未奏效，待到天明，城内外恢复平静，蒙古骑兵已消失得无影踪。原来，赤乌尔接报，人民军第3骑兵师已追踪而至，他只能再次选择仓皇逃窜。

    清理战场后，郑胡星接报第16师损失四百余人，蒙古骑兵损失达八千人，而城内蒙古人经过第48团一营的血腥镇压，剩下不到四百人。人民军的损失最令郑胡星不能容忍的是第16师派出发动群众的政工干部悉被各地普通牧民杀害，人数达一百二十人，第16师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也在其中。

    郑胡星听罢损失汇报，勃然大怒，不等人民军第3骑兵师进城，马上派出十多路小分队，捉拿胆敢杀害人民军政工干部的牧民，并驱赶阿拉善厄鲁特旗城附近所有的蒙古人到阿拉善厄鲁特旗城中。

    暗地里，他又令师警卫连接替第48团一营对阿拉善厄鲁特旗城民的看管，并让警卫连长故意制造城民借机暴乱的机会，枪杀所有被关押城民。他的想法是既然大部分阿拉善厄鲁特旗城中的城民都死了，留下这最后的四百多人，就是留下了四百多双仇恨的眼睛，他们还会影响其它同族人，与其这样留下后患，还不如斩尽杀绝，掩盖真相。

    第3骑兵师分成三路继续追踪赤乌尔部蒙古骑兵，而第16师负责推行人民军总部关于“游牧民定居，牛羊圈养”的政策，这其中当然遇到蒙古人的强烈反对，各种反抗事件层出不穷，但都被强硬的第16师血腥镇压，据最后统计，自蒙古军区派出地方治安部队接替第16师的治安任务的二个月时间里，第16师总计杀害蒙古人一万两千人。

    在内蒙古西部与人民军对抗的是赤乌尔部原僧格林沁亲王的清锐蒙古骑兵，而在内蒙古东部与人民军相对抗的则是由蒙古副都统都嘎尔率领的清兵与蒙古兵混成的部队，他们也是以骑兵为主，但还有相当部分的火器营，战斗力不容小觑。

    都嘎尔，蒙古族，生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原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人，哈拉宾氏。咸丰三年（1853年）以领催身份参加围剿内地农民起义军战事，并以军功升为黑龙江骑兵营总，获“莽赉巴图鲁”称号。咸丰皇帝出逃北京城时，恭亲王奕诉特令晋升都嘎尔为蒙古副都统，并令其回蒙古，整军备战从侧翼威胁人民军进攻东北的部队。切断彭辽的第五集团军与北京的通信联系的，就是都嘎尔的部队。

    人民军第17军奉命回师内蒙古东部地区后，其第68师与第67师从北面压下，一路扫荡，清除所有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牧民蒙古包，首先确保了北京与乌里雅苏台地区的通信与后勤的畅通。接着，第67师开始向**察布盟与伊克昭盟进军，而第68师则向正蓝旗察哈尔进军，向第20军的第80师靠拢。

    第67师与第68师畅通道路的计划，都嘎尔部不敢破坏，但当第67师与第68师分开后，都嘎尔部与第67师发生了一次正面交火，都嗄尔部被打得大败，他们逃往鄂尔多斯左翼中旗，第67师追赶不及，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都嗄尔部逃走。人民军总部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况，特令骑兵第4师挥师内蒙古东部，恰巧与都嘎尔部在库布齐沙漠的东南边沿相遇，双方发生激战，都嘎尔部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都嗄尔副都统侥幸逃脱，带着五千骑兵狼狈逃窜而去，第4骑兵师紧追不舍。

    人民军第3骑兵师追击赤乌尔部，第4骑兵师追击都嘎尔部，双方在辽阔的大草原捉迷藏一个多月，人民军始终不能清除干净这两部顽匪，因为这两股蒙古兵每到一处都可以得到当地蒙古族人的物资支援。

    两个月后，人民军占领内蒙古与外蒙古所有盟、旗、部落，彭辽领导的蒙古军区积极推行人民军总部“游牧民定居，牛羊圈养”的政策，军区把整个蒙古划分成四十个重要盟旗，一百五十个部落，二千个定居点，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只得在其中之一选择居住，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所有在草原上遇到游牧民，均强制圈入上述各定居点中。

    对于人民军强制推行的这种野蛮政策，蒙古人反对反抗事件大规模出现，但彭辽铁腕政策与怀柔政策并用，他不仅派出大量政工人员宣讲定居与圈养的好处，还向定居的蒙古人免费提供部分生活用品，招来有经验的老牧民向定民提供圈养技术等。

    游牧民的集中管理，切断了赤乌尔部与都嘎尔部的食物供应，他们几次试图攻击定居点，均遭伏击，损失惨重。加上他们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处抢劫，开始沦为真正的匪盗，这惹来蒙古老百姓的讨厌。

    看不到任何希望，生活艰苦，许多蒙古骑兵开始逃跑、投诚、叛变等，半年时间不到，两股蒙古匪部烟消云散。蒙古族四大“天王”——赤乌尔、忽突、桑多、都嘎尔，两死一伤一投诚，桑多就是那投诚的“天王”，他后来经过两年的政治学习，进入了临翼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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