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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新政办得最好的地方有湖南和辽东。

    自光绪1895年发布那道上谕：”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之后。

    魏季尘和张之洞两人就一南一北的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新政了，魏季尘练定辽军，张之洞就练了自强军和湖北新军。

    魏季尘在辽东搞了个《新视野》，张之洞就支持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并且要求湖南、湖北各州县都要购阅。

    更不用说办厂、开矿、改革教育、修铁路之事了，两人几乎像是约定一样，南北相呼应，徐徐的进行了。

    如果硬要说有不同，那就是张之洞见自己与维新派走得太近，还赶忙写了一篇《劝学篇》，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自言‘正人心，开风气’，其实老调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张之洞这是为自己留足了后路，而魏季尘由于忙于战事，根本就来不及立言。

    连魏季尘有时候都不禁苦笑，这到底是自己在学张之洞呢，还是张之洞在学自己呢。

    从时间上来看，张之洞应该是注意到了魏季尘在辽东实行的变革，而徐徐跟进，但是在原历史上，张之洞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维新变法运动，只是步子迈得没有那么大，时间也没有那么提前。

    翁同龢、文廷式等老成持重维新变革官员被慈禧弄掉，现在光绪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康有为等激进维新变革人士，这让杨锐心中觉得隐隐的不安。

    如今湖南、湖北等地新政，正在缓缓实行，慢慢朝前发展，要是康有为怂恿光绪加快改革的步伐，引起顽固派的疯狂反弹，势必会牵连到南方各省的新政措施。

    所以，杨锐写了一封长长的密信，希望张之洞能够亲自来京师，赞助皇上的新政，以免康党太过冒进，徒生变恻。

    天津大沽口，新建陆军营垒里面。

    桌上摆着几杯水酒，两样小菜，袁世凯和徐世昌相对而坐。

    袁世凯又开始唉声叹气了，为何，因为他现在还是个直隶按察使，官升不上去啊。

    此次对日作战，宋庆等在吉林与倭人交战，聂士成在辽东与倭人开火，魏季尘更不要说了，直接领兵收复了台湾，邀天之功啊。

    只有他袁世凯，还窝在大沽口，上不得，下不得，奈何，既无寸功在身，如何升官呢？

    所以，袁世凯心中着实郁闷。

    袁世凯的郁闷，徐世昌都看在了眼中，他倒是尽心尽力为袁世凯着想。

    轻轻咳嗽一声，徐世昌笑着说道：“慰亭可是在担心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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