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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场、咖啡种植园，以及小块家庭土地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没有真正落实。

    原住民十分贫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耕地短缺，森林覆盖的低地土壤贫瘠，高原地区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来，原住民社区领袖发声反抗，却惨遭谋杀。

    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举行第一届原住民大会，参会者来自多个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尔塔尔人，330名左齐尔人，152名托霍拉巴尔人和151名乔尔人，代表了327个社区，30多万玛雅原住民。

    这届大会堪称原住民团结顽抗的里程碑，会前一年，所有社区全民参与讨论，同时培训不同方言间的传译，不依赖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唯一的沟通媒介。

    1974年，当原住民的战斗力增强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从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义转为参与性原住民主义，努力将原住民领袖和组织收编。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政府创建的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官方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跃在自治运动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承认原住民权利方面走在前列，为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更佳的政治发展机会。

    1990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第四条，承认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并赋予原住民文化权利，不过，墨西哥政府与原住民领袖匆匆进行了几次磋商，却把大多数组织和社区排除在外。

    这种策略导致了区域自治会议，抗议原住民在实施宪法第四条的立法过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自治的平台。

    1992年，也就是去年，许多原住民组织参加了“抗议殖民主义500年”的活动……

    看到这里，南易往下快速翻阅资料，想看看有没有附加着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资料，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他只好接着前文继续往下看。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的左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凋向两名左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凋。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

    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左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x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

    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这个也被称作“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

    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删掉了一段）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

    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

    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

    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1969年8月6日，在新来昂州蒙特雷，民族解放力量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

    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

    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普埃布拉、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和新来昂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

    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和查平戈自治大学，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x军的第一个营地成立，名为“虱子”。

    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

    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

    南易从资料中可以看出恰帕斯州一直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他们一直在壮大，却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武装行动，那他们到底是力量积蓄不足，还是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若是在等待时机，他们又在等什么样的时机？

    南易把疑问暂时放在肚子里，打开“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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