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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不上高就，除了在村里当会计，我现在只是一个待业青年，和王老板你们没法比。”南易谦虚的说着，又对冼耀昶说道：“耀昶叔，你们有事就先去忙，我在这里吃口饭。”

    “我们还真有事，那，南易，你在这吃着，我们先走了，账不用结，我和这里的老板熟，挂我账上。”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双方别过，南易找了一张大桌子，让陈鸣镝几个人坐下跟自己一块吃。

    王万科和冼耀昶走出饭馆后，王万科很快就问道：“耀昶，刚才那个南易真在你们村当会计？”

    “当什么会计啊，他一年就没几天在村里呆着。”

    “那怎么还叫他南会计？”

    “别人我不会说，老王，我们一起做生意很久了，我也就不瞒你。不要小看南易，他77年来文昌围插队，几个月的时间就参与到村里的重大决策，然后村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看现在外面还有人在倒什么电子表、麦克镜，觉得很时髦的生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文昌围玩剩下的。”

    “怎么，你们文昌围很早就倒电子表了？”王万科诧异的问道。

    “很早，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村里的小人物，村里的大事也没资格参与。我最早参与村里的生意，还得是那年《追捕》上映的时候，村里开着大卡车，从南边往北边一路卖蛤蟆镜、杜丘风衣。

    你也知道，路上不太平，村里需要人手一路押送，我跟着其中一路出发，八天时间，还没到长江，一车货就卖完了。

    那个苦啊，八天打了十几架，我胳膊上这个坑，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吃了人家一锄头，挖去了我一块肉。”

    冼耀昶说着，还撩起袖子，亮了亮他靠近肘关节的一个凹陷。

    “村里也就做了这么一趟不正经的生意，之后，就办上了集体企业，年年有分红拿，也鼓励大家出门做生意。老王，我们能走到一起合伙做买卖，我也是问过村里的意见的。”

    “不是吧，你自己做生意，还得村里点头么？”

    “那倒不用，可我自己哪里有这么多本钱囤苞米，大头还是村里出的，也可以说，我这个生意，村里其实占了大头。该怎么做，得村里拿主意，得他南易拿主意。”

    王万科听冼耀昶这么一说，很快就勾勒出一个文昌围军师的南易形象。

    由点及面，从冼耀昶身上，王万科早就知道文昌围的特殊。

    倒个玉米，冼耀昶会把每个环节拆解开来，让每一步都变得合法，让自己的生意变得正规，而且，还会主动去税务所纳税，该交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都不躲。

    可他也会直接找税务所的工作人员问一个傻问题——我怎么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少交税？

    学过经济学的王万科知道，冼耀昶要的其实是“合理避税”。

    当别人在踩钢丝，不是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想不起来要交税的当下，冼耀昶很明显是一个异类。

    可王万科却从冼耀昶嘴里得知，依法纳税这是村里三令五申强调的，谁敢逃税，不用等税务所找上门，村里先把人给办了。

    王万科很清楚一家企业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解决就业、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而对国家来说，税收才是最直观和立竿见影的。

    隐隐的，王万科模糊的感觉到，文昌围在孕育的不是踩在灰色地带的投机商人，不是践踏政策漏洞的倒爷，而是企业家，真正于国有利的企业家。

    原来，王万科就觉得文昌围有能人，看来这个能人得印证在这个南易身上。

    “有意思，下次亲近亲近。”

    王万科一边琢磨，一边和冼耀昶两人往蛇口那边赶。

    南易吃过饭，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在深甽还缺套房子，在市区，他居然连个午睡的地方都没有。

    为了找个地方坐坐，休息一会，南易就去了竹园宾馆的歌舞厅。

    没想到，刚在歌舞厅里坐下，就有一点小惊喜。

    舞台上一个男的登上去，伴奏就起来，节奏一起，南易就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站台》，一首还没有发行的歌曲，那台上这个多半就是刘鴻。

    《站台》这歌，87年才会红遍大江南北，可南易知道，这首歌明年就会发行，一举让刘鴻红遍南方。

    当北方还在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南方，确切的说羊城，流行音乐的萌芽已经冒出小角角，已经有音乐人背上他们的吉他开始了“羊漂”之旅。

    南易记得也差不多这两年，吉他会成为一种很时尚时髦的东西，六零末尾和七零初的后生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把吉他。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哦——孤独的站台，哦——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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