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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兵一裁，钱不就省下来了，害民之法也随之失去存在的意义，废得七七八八。

    曹皇后与赵祯主持推动的裁兵，难道不比范仲淹等人更加仓促吗？为什么能够成功。

    归根到底，能够调用更多的权力，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利益交换与平衡。这是范仲淹等臣子注定做不到的。

    事实上，庆历新政就应该由赵祯亲自来主持，这样才有几分成功的可能。

    玩弄权术，当年战国七雄中的韩国也是这么玩的，最后玩脱了，成为最弱的那个墙头草，但是好在外交水平一流，勉强苟延残喘。

    现在宋朝，也是这么玩的，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手头有四个二与王炸，非要单打，看得憋屈。

    最后，还是再来简单还原一下石介之死吧！并非历史真相，仅仅是理论推导，如是而已。

    新政失败，反思开始，朋党之论为集团内部所抨击，蔡襄，石介，欧阳修等人皆受责难。如欧阳修等皆迅速认清大势，“拨乱反正”。

    石介气盛，并不认同范仲淹等人的反思，在朋党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孤家寡人，内心中深深地认为范仲淹等人背叛革命，郁郁而终。

    南宋朱熹评价庆历年间的朋党论，有以下之言，“党论之始，蔡襄《贤不肖》之诗激之也；党论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诗激之也；其后诸贤相续斥逐，又欧阳公“邪正”之论激之也。何者？负天下之令名，非惟人情不堪，造物亦不吾堪尔。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

    “吾而以贤自处，孰肯以不肖自名？”说得真好，贤与奸，这种主观性评价的东西，哪里是一件事就能够说清楚的。执政之后，不思弥合争执，反而不断激化党争，孰能不败！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一革命首要问题，范仲淹等人一开始就搞错了，中途也不能够说没有改变，只是，无力回天了，甚是可惜。

    年尾了，总结一下对于赵昕而言，今年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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