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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日子，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行着。

    三月，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联名上书，要求更改考试制度，建议减少贴经墨义，也就是默写的比重，以策论为主。

    这些人，同样出自不同阵营，朝堂上这几个月竟然少有地没有发生党争，令人不可思议。

    不过必须提一句，考试改革提议初，众人的的意见还是差不多的，随着改革推行，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策论这东西，天下地下水里，考生想写什么写什么，天马行空，文字泛滥，没有统一的评定标准，而默写错了就是错了，标准统一而明确。

    就好比后世的高考作文，虽然要求一般是诗歌除外，任意文体皆可。但事实上老师都让写议论文，总分总套路，凤头豹尾。

    改卷老师评分有个标准在，分数未必高，但是稳定。你要是写小说，且不说能不能够写出**来，格子都不够你用。嗯，说的就是我，1200个格子太少了。

    所以这项改革并没有真正得以推行，高考改革说了那么多年，也不见改变不是吗？

    三月同样稳定，以至于赵昕都怀疑这庆历新政这一次是不是能够成功了。

    但是在四月初，赵昕在交上来的报纸上看见欧阳修论及黄河长江的言辞，说黄河长江尽管同为大河。然则，黄河三年一患，长江十年难得一患。将黄河与长江视为人，则应该更加重用长江，因为长江多善，黄河多恶。

    当初正旦朝会上赵昕提出江河之说，就是为了弥合双方的矛盾，没有想到，矛盾没有被消除，只是暂时蛰伏而已。

    看见这一段话，赵昕心中便隐隐察觉不妙。

    果不其然，接下来，欧阳修写下一篇传名后世的政论《朋党论》。看见这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赵昕心中凉了半截，历史的惯性，注定不是眼下的自己所能够更易的。

    该来的，它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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