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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段日子里，徐太傅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与白复。

    这一日，徐太傅讲完大唐的财政制度，掩卷长叹：

    “财政危机才是我大唐真正的危机！帝国财政上的隐患一直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累积，一旦失衡，天下大乱。而经我对朝廷近年财政收支的分析预测，这一天应不远矣。所以我才力劝世家名门，尽快迁往南方避祸。”

    白复大奇，问道：“财政危机？难道不是‘杀破狼’大凶星象吗？”

    徐太傅哈哈大笑，呷了一口茶，娓娓道来：

    “从开元初年，陛下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国，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他们或为官清廉，或政宽刑息，或满腹文采……这些贤相辅佐圣上，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是，这些宰相也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他们只会劝说陛下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朝廷增加财税收入。因为他们深知，增加税负，就意味着盘剥百姓。这是熟读孔孟之学的贤相们断不能为的。

    而精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这类节省财政开支的行为，随着大唐的兴盛，陛下开疆拓土的雄心，节流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

    所以，对朝廷财政来说，最重要的是开源！

    天宝年间，每年平均的财政收入大约是：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这些钱粮远不够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更别说扬我国威、征伐四夷，虽远必诛了。

    于是，另一批懂得弄钱敛财的“能臣干吏”，便进入了陛下的视野：

    宰相裴耀卿、监察御史宇文融、水陆转运使韦坚、太府卿杨崇礼之子杨慎矜、户口色役使王鉷、宰相李林甫……

    在我看来，除裴耀卿之外，其余每一位，都是让帝国财政饮鸩止渴、走向悬崖之臣。他们为了得到圣上的恩宠，不惜盘剥地方、压榨民间，更重要的是彻底破坏了朝廷正规的财政系统。

    随着吐蕃在西部的崛起、北方边事的紧张，大唐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边关的军队。

    圣上不得不设立节度使，把边关的军权、财权、行政权授予同一个人，让其自己想办法养活军队，备战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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