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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4华夏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分配采取的是“大包干”的制度，其模式跟跟大家熟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差不多；

    中央就某省每年上缴多少税，是定的有一个定额的数目的，缴足这个数目后，剩下的财税收入全归地方自己所支配，也就是超出定额的税收是属于地方自己的的。

    但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被收归中央所有，而地方的事权却并没有随之上移，用句不恰当的话来说，颇有些又想让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的感觉；

    再加上中央经常一些支出责任转移到地方上面，地方需要办的事情非常多，手里的钱却非常少；越来越入不敷出的财政收入让地方颇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可是自打改革开放起，地方的政绩考核就引入了gdp这个核心指标；地方要发展，官员们要进步，就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推动本地gdp的增长，对应的，对资金的需求就十份迫切。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方不约而同地开始打起了擦边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举债行为，一度厂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一个十份夸张的地步。

    于是为了规范资金来源，防范地方债务风险，1995年中央出台了《华夏预算法》。

    这个法案的厉害之处在于，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不能独立举债，并且财政收支上不能出现赤字；

    这样一来，地方没法子借钱发展，也不能以财政赤字的方式逼迫中央兜底，迅速进入了困难期；

    不过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不允许地方政府自己借钱，那么让企业出面来借钱/垫资却是可以地讹，于是从去年开始起，各个地方就通过成立各种所谓的“城市投资公司”，代替政府去借钱，进而投入各种项目中去，用以推动地方gdp的发展；

    虽然因为有着地方政府3a级信用的担保，那些商业银行是非常乐意借钱给各个城市投资公司的，

    但一来这种贷款毕竟是有利息的，常年累计下来，那一大笔利息对于许多财政困难的政府来说也是比庞大的开支；

    二来商业银行手里面可以借出去的钱也不是永无上限的，寻常三五百万的小项目还好，但像杨铸计划里的那种上亿的工程，那些商业银行委实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单个项目融资额度的上限。

    因此杨铸当初对于自己的那份计划很有信心，己方全额承担项目建设费用，而奉天政府只需要付出20年的项目运营权和税收补助就可以，天底下从哪里找更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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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眉头紧锁许久，足足过了半个小时，卓君月才说道：“杨先生，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提出的条件太过优厚，反而导致了奉天政府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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