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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造成了明朝看起来好像是“礼仪之邦”，人们一个个都衣冠楚楚，十分有君子大国之风，但其实，社会已经呈现出“过度民主”的假象（这么说，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觉醒，但确实有一定弊端）。

    以致于战事来临，无法迅速转型成军事专制状态，自然也就无法像清朝那样通过军事暴力政权直接征税、调配物资，导致战场失利。

    那货币改革与盐政到底怎么改？

    首当其冲，当然是要严令禁止私人铸币与私盐贩卖。

    对此，三位阁老没有意见。

    难的是政策执行。

    如何将国家颁发的政策有效推行下去，而不只是说说而已。

    不能像嘉靖皇帝禁私铸劣钱，一个罢市就能让禁令不了了之。

    不能万历皇帝征收矿税，闹得鸡飞狗跳，官员鼓动民众打死收税人员，万历皇帝顶着臭名，最后二十多年也不过才收了几百万两白银而已。

    对于货币改革，朱翊镠设想，有没有可能让铜钱永久退出市场？而像后世那样用“钞票”代替？大明当前的“银票”其实已在充当这个功能。

    而对于盐政改革，似乎要更为复杂些，当前盐政改革离不开盐引（几百年后其性质还是一样），而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复杂货币”。禁止私盐、推行盐业专卖制度到底有多难？

    朱翊镠与三位阁臣确定改革的方针以及大体方向，但具体到底怎么做还需要廷议与诸位官员共同决定。

    将主要思想传达后，朱翊镠接着说道：“三位阁老回去好生琢磨，如果盐政要改，那么茶税、酒税等，是不是也可以一律改为专卖制度？”

    朱翊镠可不是随口一说。

    茶叶是百姓必需的消费品，但需求量又有弹性，正所谓“寡需则量增其价而不为虐。”本朝建国之初，在南直隶严禁私茶，所以南直隶的茶税收入有六十余万两白银之多。

    以晚明人口比明初增加五倍计，那茶叶消费量也该增加五倍，晚明若严格实施茶叶专卖制度，则榷茶收入应该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

    再看酒课税。北宋光是酒课的一年收入，就可达到相当于晚明一千四百九十八万两白银的程度。

    而晚明人口至少北宋两倍以上，酒类消费规模可能还超过两倍。以最保守估计，如果明代实施类似宋代那样严格的国家专卖制度，榷酒一项的收入至少可达3000万两白银。

    不妨先拿宋朝的赋税制度举个例子吧，看一个小国如北宋、南宋（相对于明朝），能将财富扩展到什么程度?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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